国学古籍
- 中国宋代柑橘专著。又名《永嘉橘录》。作者韩彦直，字子温，陕西延安府肤施县人。南宋名将韩世忠长子。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年不详。书成于1178年作者“知温州”任内。有多种版本行世。近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国也有流传，不少柑橘著作都加以介绍和引用，受到许多果树园艺学者的重视。
《橘录》三卷，卷上、卷中叙述柑橘的分类、品种名称和性状，卷下阐说柑橘的栽培技术。本书第一次将柑橘类果树区分为柑、橘和“橙子之属类橘者”三大类，柑分8种，橘分14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分5种，并叙述每个品种的植株形态、果实大小、食味品质和产地来源等。在栽培技术部分分别述说种治、始栽、培植、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制治和入药等各项技术环节，都有实际参考价值。如在“种治”中指出温州当地的柑橘都以朱栾为砧木，很耐斥卤，因而在涂泥上种植时“实大而繁，味尤珍，耐久不损”；同时，以朱栾为砧木的柑橘嫁接技术，在历史上也属首次记载，且至今仍在应用。此外，对病虫害的防治、用河泥壅根施肥、采摘和贮藏方法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论述。
-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清代严可均所辑，共分十五集：《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全隋文》《先唐文》，共收录唐以前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或作三千五百二十人），每人附有小传，是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总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涵盖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总集，对唐以前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等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 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传（全称《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羅漢传》）。作者生平事迹不详。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孙楷第认为，作者似乎是江西临川县人。《羅漢傳》為萬曆年間楊氏清白堂刊本，六卷廿三则，中缺第廿名羅漢。明代原刊本僅存於日本內閣文庫，孫楷第30年代訪書日本，首先著錄該書，見《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今該書原本已微卷複製影印，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標點重排本亦同年刊行。题“抚临朱星祚编”。
誠\如影印本前言所說，該書題名不一，「封面說《羅漢傳》，卷首題《新刻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內封牌記則署《全像十八尊羅漢傳》，並標明十八尊羅漢名為：長眉、伏魔、聰耳、抱膝、捧經、降龍、戲珠、飛錫、杯渡、振鐸、施笠、持履、伏虎、換骨、浣腸、現相、賦花、卻水。」11可是書中所述，又只有二十三尊羅漢，缺第二十尊。
由書名、篇目之粗疏，已大略可見該書當非精審之作。書中所記並不是根據佛經所傳十六羅漢等資料敷衍而來，而是根據《五燈會元》、《景德傳燈錄》、《高僧傳》等高僧故事，取材撰作而成。12孫楷第評論該書：「所述半文半白，殆不足以為小說，僅淺\短之記述而已。」13大致不差。編者署名「撫臨朱星祚」，生平不可考。以「小說」藝術的觀點來說，該書真的是頗為「不足」，但若從別的方面，特別是傳說方面的觀點來說，在羅漢傳說中國化的過程中，該書卻可能起著相當重要的功用。而這個影響作用，又不在於書中如何編出眾羅漢們的故事，而在於編者給每一位羅漢都冠上一個意象鮮明，各具特色的中國式名號。「降龍」、「伏虎」和「伏魔」一樣，指的都是佛法修為者道行高超，足以降伏外道邪佛一類。
對於一般以神跡顯示或傳說為信仰支撐的大眾來說，如果說羅漢是修行已到除一切煩惱、不再入輪迴的果位，恐怕是有些抽象的。如果說羅漢道法高超，而有大能，足以收伏邪魔外道或龍、虎等神獸，恐怕才更為具體，更有吸引力，更具說服力的說法。而在這三者之中，「魔」的概念比起龍、虎二者，還是較不具體的。而且在中國的傳統中，龍、虎對位並稱的傳統由來已久，相較之下，魔還是外來的、後起的。喜歡對稱、對比思考的中國人，最後會終於只取降龍、伏虎，而少談伏魔，原因大概也就在此。
《羅漢傳》所記故事與佛經所載十六羅漢或其他各組羅漢事跡不大相干，而是由《五燈會元》等高僧傳記、傳說併湊而成，已如標點本及影印本前言所說。而其併湊，有時還未免有些荒誕。例如書中「降龍羅漢」的故事，即從《五燈會元》中及《景德傳燈錄》中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事跡改纂擴大而成。故事中說「降龍羅漢」乃「迦毗摩羅尊者」，而所謂的「降龍」情節，指的是尊者收伏一個也在聚徒說法的「大樹龍王」，這個龍王自恃尊貴，有驕慢心，心中存念以為尊者不足與議論，尊者卻對龍王說：「你雖不說，但你的心念我都已知道。」於是開導龍王，龍王終於悔悟，得了證悟。這就是「降龍」的主要情節。整體來說，《羅漢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然而或許因為《羅漢傳》寫得不很成功，影響不大，所以該書出版之後，「降龍羅漢與伏虎羅漢」的名號和事跡並未就此定型。十八羅漢中的十七、十八兩位羅漢，也直到乾隆時期才被指定為是「降龍與伏虎」。雖然如此，但是羅漢之中而終於會有「降龍、伏虎」而且成為名號最響的兩位，其實是因為「降龍與伏虎」早已是世界各地英雄傳說的共同標幟，在中國方面，也早在羅漢來到之前，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就應當是會能「降龍與伏虎」的。只不過單這「降龍與伏虎」本身，在不同情境下就有各自不同的意涵。例如「龍」這個字之所指，自古以來就常具有神祕或神化的意涵，而不只是一種動物。但有時卻又是如豢龍氏傳說一樣指一種似乎可養可殺的動物。16而後來印度的龍傳進中國之後，更有龍天、龍宮、龍王及龍王家屬等觀念，一方面更貼近人性，一方面卻更加的神化複雜。而也就是佛教傳進中土之後，「降龍」的故事才在中國流傳開來，而且多半說的就是佛法修行者們的「降龍」故事。
- 作者：（宋）黄休复撰；何韫若，林孔翼注益州名画录简介 黄休复,原籍安徽,先世迁居上海嘉定,生平事迹未详。 书完成于景德初年。分上,中、下三卷,记述了自...《益州名画录》是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区域的画家和壁画创作的记录,作者把唐肃宗乾元初年至宋太祖乾德年间的四川画家...
- 《北山酒经》-古代黄酒酿造名著
一 文献资料简述
唐代和宋代是我国黄酒酿造技术最辉煌的发展时期。酿酒行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造理论，传统的黄酒酿酒工艺流程，技术措施及主要的工艺设备至迟在宋代基本定型，
唐代留传下来完整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较少，但散见于其它史籍中的零星资料则极为丰富。宋代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则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在我国古代酿酒历史上，学术水平最高，最能完整体现我国黄酒酿造科技精华，在酿酒实践中最有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是北宋末期成书的《《北山酒经》》。
《《北山酒经》》共分为三卷，上卷为"经"，其中总结了历代酿酒的重要理论，并且对全书的酿酒，制曲作了提纲契领的阐述。中卷论述制曲技术，并收录了十几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下卷论述酿酒技术。《《北山酒经》》与《《齐民要术》》中关于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相比，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罗列制曲酿酒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道理进行了分析。因而更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如果说《《北山酒经》》是阐述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的典范，那么与朱肱同一时期的苏轼的《《酒经》》则是描述家庭酿酒的佳作。苏轼的《《酒经》》言简意骇，把他所学到的酿酒方法在数百字的《《酒经》》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苏轼还有许多关于酿酒的诗词，如"蜜酒歌"，"真一酒"，"桂酒"。
北宋田锡所作的《《麴本草》》中，载有有大量的酒曲和药酒方面的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记载了当时暹罗(今泰国所在)的烧酒，为研究蒸馏烧酒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大概由于酒在宋代的特殊地位，社会上迫切需要一本关于酒的百科全书方面的书，北宋时期的窦苹写了一本《《酒谱》》，该书引用了大量与酒有关的历史资料，从酒的起源，酒之名，酒之事，酒之功，温克(指饮酒有节)，乱德(指酗酒无度)，诫失(诫酒)，神异(有酒有关的一些奇异古怪之事)，异域(外国的酒)，性味，饮器和酒令这十几个方面对酒及与酒有关的内容进行了多方位的描述。
大概成书于南宋的《《酒名记》》则全面记载了北宋时期全国各地一百多种较有名气的酒名，这些酒有的酿自皇亲国戚，有的酿自名臣，有的出自著名的酒店，酒库，也有的出自民间，尤为有趣的是这些酒名大多极为雅致。
二 《《北山酒经》》中的酿酒理论
《《北山酒经》》借用"五行"学说解释谷物转变成酒的过程。 "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思想家企图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上述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北山酒经》》中，朱肱则用 "五行"学说阐述谷物转变成酒的过程。朱肱认为:"酒之名以甘辛为义，金木间隔，以土为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酴米所以要酸也，投___所以要甜也)。所谓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后知投者，所以作辛也。"
"土"是谷物生长的所在地，"以土为媒"，可理解为以土为介质生产谷物，在此"土"又可代指谷物。"甘"代表有甜味的物质，以土之甘，即表示从谷物转变成糖。 "辛"代表有酒味的物质，"酸"表示酸浆，是酿酒过程中必加的物质之一。整理朱肱的观点，可发现当时人们关于酿酒的过程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表示之: 土→谷物→甘→辛
↓ ↑ ↑
水———→酸—
在这一过程中可明显地看到酿酒可以分成二个阶段，即先是谷物变成糖(甘)，然后由糖转变成酒。(甘变成辛)。
现代酿酒理论阐明了谷物酿酒过程的机理和详细步骤。从大的方面来说也是分为二个阶段，其一是由淀粉转变成糖的阶段，由淀粉酶，糖化酶等完成; 其二是由糖发酵成酒精(乙醇)的阶段，由一系列的酶(也称为酒化酶)完成。
现代理论和古代理论二者是相通的，只不过前者是从分子水平和酶作用机理来阐述的，后者是从酒的口感推论出来的。
三 《《北山酒经》》中的酿酒技术 《《北山酒经》》中的黄酒酿造技术是较为完善的。一方面，它继承并完善了远古的古遗六法(即《《礼记》》中的"六必")，继承了北魏《《齐民要术》》中酿酒科技的精华，另一方面，在经过广大劳动人民数百年的实践之后，人民又创造提出了许多新的技术，《《北山酒经》》对这些做了全面的总结。《《北山酒经》》虽然记载了一些酿酒的配方，方法。但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外在于阐述传统酿酒理论。不仅说明如何做，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根据《《北山酒经》》的记载，可将主要的酿酒过程整理如下:
浸米，烫米，蒸煮
↓
合酵，酒曲→酴米(主发酵)←酸浆
↓
甜糜(酒曲)→投__(喂饭发酵)
↓
压榨→酒糟→再次发酵(冷泉酒)
↓
澄清
↓
煮酒(或火迫酒)
↓
成品酒
《《北山酒经》》在阐明古代酿酒传统技术的同时，还反映了宋代酿酒的一些显著特点及技术进步：
1 酸浆的普遍使用
《《齐民要术》》中的四十例酿酒法，仅有三例提到了酸浆的使用。这说明那时酸浆的应用并不普遍。人们在认识上也没有把酸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lt;《北山酒经》》 中，把酸浆的应用看作是酿酒的头等大事。酸浆的制法也有多种形式。《《 北山酒经》》中总结了三种酸浆的制法。一种是用小麦煮粥而成的，效果最好；也有用水稀释醋制成的；最常用的是用浸米水煮沸后用葱椒煎熬后得到的。
2 "酴米"，"合酵"与微生物的扩大培养技术
"酴米"和"合酵"是《《北山酒经》》中的两个专门术语。用现代的话来说，“合酵”就是菌种的扩大培养，相当于现在的一级种子培养和二级种子培养；“酴米” 就是酒母。“酴米”是三级种子。从《《北山酒经》》中的记述看来，这样精细的菌种扩大培养技术，早在八百多年前，就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人们对微生物却仍然是混然无知。
上述合酵制造及使用步骤可用下图表示全过程。
醅面(即酒醅的表层)
↓
曲末→拌匀
↓
阴干(此步骤也可免去，或也可用阴干的酵作引子) 曲末→合酵←放冷←煮粥←酸浆烫过的米←酸浆
↓
培养(八小时)
↓
入酿饭发酵
《《北
山酒经》》中酴米的酿造过程是:
卧浆→煎浆→浓浆 曲 合酵
↓ ↓ ↓
淘米→汤(烫)米→蒸煮→摊冷→加曲，混和→酴米 从上述过程可看出酴米的制造过程也相当于一个完整的酿酒过程，但其特点是突出了一个"酸"字。卧浆用来烫米，并一直留在米中，使米粒内部也吸透酸浆。因此酴米的酸度很大。杂菌繁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酴米酿造过程中的第二个特点是用曲量较大。有时，酒曲全部加在酴米酿造中，有时一部分曲是在补料时加入。 3 投料 东汉时盛行的九酿法，到了宋代，并不强调这么多的投料次数。一般为２－３次，投料依据同《《齐民要术》》中的"曲力相及"的理论，控制投料次数及投料量。 《《北山酒经》》中提出了二点：一是补料要及时，二是补料的比例要恰当。
4 压榨技术的新发展
在北魏时代及其以前，酿酒的后道工序是较为简单的。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酿酒的专用器具种类增加，对于提高黄酒的品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迟在唐代，已有压榨酒用的专用设备。到了宋代，由于压榨设备的改进，压榨工艺技术的完善，压榨酒技术就基本成熟了。压榨设备有家庭用的，较为简单，也有较为复杂的，用于大型酒坊。 《《北山酒经》》中有"上槽"一节。专门论述压酒操作。对榨酒设备虽没有作详细的描述，但从所叙述的榨酒操作过程中可了解当时所采用的榨酒设备的一些基本结构。 榨具称为"槽"或"榨"。主体结构应是榨箱。酒醪置于其中。附件有"压板"，" 砧"(捣衣石)，"簟"(竹席)。酒醅可能是直接装入榨箱内， 还未使用布袋盛酒醪。有可能使用滤布。
在《《北山酒经》》中对榨酒工艺技术进行了阐述。这在酿酒技术史上是不多见的。其要点有:
酒醪的成熟度应适当。在不同季节，酒的成熟度应不同。如在天寒时，酒须过熟;温凉并热时，须是合熟便压。
在压榨过程中可能会发热，导致酒的酸败。
压酒时，装料要均匀，压板上"砧"的位置要放正，所贵压得均干，并无箭(溅) 失。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出酒率，减少损失。
压榨后的酒，先装入经过热汤洗涤过的酒瓮。然后还需经过数天的自然澄清。并去除酒脚。"直候澄折得清为度，即酒味倍佳。
四 煮酒灭菌技术
黄酒是低度酿造酒，不宜长期保藏。古代一般选用冬天酿酒。夏天酿造的酒尽快饮掉或卖掉。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加热杀菌技术并不是很迫切需要的。
古代加热杀菌技术的采用，可能经历了“温酒”、“烧酒”，再发展到目的明确的“煮酒”。可能在汉代以前，人们就习惯将酒温热以后再饮，在汉代，已有温酒樽这种酒器。温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加热灭菌的功能。
"烧酒"一词，最初出现于唐人的诗句中。由于诗句中并没有说明烧酒的具体制法，具体含义不清，留下千古之谜。唐朝房千里所著的《《投荒杂录》》和刘恂的《《 岭表录异记》》也提到烧酒，而且讲述了其制法。实际上所谓"烧酒"就是一种直接加热的方式，而并不是蒸馏的方式。这两本书所记载的大同小异，?quot;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
"火迫酒"的做法与上述的烧酒相同，在《《北山酒经》》叙述得较为详细，其过程是在酒瓮底侧部钻一孔，先塞住，酒入内后，加黄蜡少许，密闭酒瓮，置于一小屋内，用砖垫起酒瓮，底部放些木炭，点火后，关闭小屋，使酒在文火加热的情况下放置七天。取出后，从底侧孔放出酒脚(混浊之物)。然后供饮用。 唐代的烧酒和宋代的火迫酒，都不是蒸馏酒，人们采用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通过加热，促使酒的成熟，促进酒的酯化增香，从而提高酒质。这种技术实际上还有加热杀菌，促进酒中凝固物沉淀，加热杀酶，固定酒的成分的作用。火迫酒的技术关键看来是文火缓慢加热，火力太猛，酒精都挥发了。火力太弱，又起不到上述所提的作用。从酒的质量来看，火迫酒胜于煮酒。书中说此?quot;耐停不损， 全胜于煮酒也"。
虽说火迫酒质量优良，但生产时较为麻烦，时间也较长(七天)。作为大规模生产，显然火迫酒的这一套作法不大合适。相比之下煮酒较为简便易行。
煮酒，可能就是从唐代的"烧酒"演变过来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唐代的烧酒是采用明火加热，宋代的煮酒是隔水煮。明确记载的煮酒工艺早在《《北山酒经》》问世之前就被采用。《《宋史》》卷185中"食货志"中有此记载。
《《北山酒经》》中较详细地记述了煮酒技术，其方法是：将酒灌入酒坛，并加入一定量的蜡及竹叶等物，密封坛口，置于甑中，加热，至酒煮沸。
煮酒的全套设备就是锅，甑和酒瓶。这说明是隔水蒸煮。这种配合是比较原始的。但与唐代的"烧酒"方式相比又有了进步。酒的加热总是在100 ℃的温度下进行，不致于突然升温，而引起的酒的突然涌出。即使有酒的涌出，也是少量的。 《《北山酒经》》中关于煮酒的目的是明确的，即为了更长时间地保藏酒。避免酒的酸败。尽管当时人们并不了解酸败的原因何在。煮酒技术的采用，为酒的大规模生产，为避免酒的酸败损失，提供了技术保障。对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其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我国煮酒加热技术的采用比西方各国要早七百多年。西方的啤酒和葡萄酒的保藏问题，也有类似发生酸败的问题。但在古代一直未得到解决。十九世纪中叶后，由于一些微生物学家的不懈努力，尤其是经过巴斯德的大量研究，发现引起酒酸败的根本原因是酒中除了能引起发酵的酵母菌外，还有杂菌存在。正是这些杂菌使酒发生酸败。通过多次试验，巴斯德发现只需将酒加热到60℃左右，并在此温度下维持一段时间，酒就不会酸败。此法用于啤酒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此法后流行于各国，被称为巴斯低温灭菌法。
宋代时人们还认识到热杀菌并非避免酒酸败，长期保存酒的唯一可行方法。 《《北山酒经》》中说:"大抵酒澄得清，更满装，虽不煮，夏月也可存留。"这个结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现代所采用的超滤技术，用孔径极细微的膜，可将酒中的细菌过滤去除，从原理上来说，与古人的是相同的。
《《北山酒经》》中在煮酒工艺中还有一些至今仍价值的技术，如加入黄蜡(也称为蜂蜡)。其目的是消泡，酒液冷却后，蜡在酒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膜， 有隔绝空气的作用。
五 黄酒的勾兑技术
勾兑技术就是将几种风格不同的酒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从而得到一种风味更佳的酒。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一篇短文，"酒有和劲"，是目前已知最早论述黄酒勾兑技术的文章。寥寥数语，将黄酒的勾兑技术描述得生动而具体。
其一，用于勾兑的原酒各有特色，但又都有所缺陷。合而为之，才能完美无缺。用较为柔和的酒，与酒度较高，口味较辛辣的酒酒混合，就得到了口味适中的酒。
其二，两种原酒，要按一定的比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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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翼中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大隐翁，而不详其姓氏。考宋李保有《续北山酒经》，与此书并载陶宗仪《说郛》。保自叙云，大隐先生朱翼中，著书酿酒，侨居湖上。朝廷大兴医学，起为博士。坐书东坡诗，贬达州。则大隐固翼中之自号也。是编首卷为总论，二、三卷载制麹造酒之法颇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盖传刻之误。《说郛》所采仅总论一篇，馀皆有目无书，则此固为完本矣。明焦竑原序称，於田氏《留青日札》中考得作者姓名，似未见李保序者。而程百二。又取保序冠於此书之前，标曰题《北山酒经》後，亦为乖误。卷末有袁宏道《觞政》十六则，王绩《醉乡记》一篇，盖胡之衍所附入。然古来著述，言酒事者多矣。附录一明人，一唐人，何所取义今？并刊除焉。
-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作品吟咏的田园生活，写出劳动的快乐和艰辛，围绕着出仕和归隐这个中心，表出了理想不能实出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消费品者同流合污的高沿品格，他的诗风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 【图书简介】 - 居易录
国朝王士祯撰。士祯有《古懽录》，已著录。是书乃其康熙己巳官左副都御史以後，至辛巳官刑部尚书以前，十三年中所记。前有自序，称取顾况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意，末。又以居易俟命为说，其义两岐，莫知何取也。中多论诗之语，标举名备，自其所长。其记所见诸古书，考据源流，论断得失，亦最为详悉。其他辨证之处，可取者尤多。惟三卷以後，忽记时事。九卷以後，兼及差遣迁除，全以《日历起居注》体编年纪月，参错於杂说之中。其法虽本於庞元英《文昌杂录》，究为有乖义例。又喜自录其平反之狱辞，伉直之廷议，以表所长。夫邺侯家传乃自子孙，魏公遗事亦由僚属，自为之而自书之，自书之而自誉之，节言言实录，抑亦浅矣。是则所见之狭也。
【作者简介】 - 居易录
王士禛（1634～1711），中国清代诗人。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后升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笔调清幽淡雅，富有情趣、风韵和含蓄性。王士禛的五、七言近体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特色。他不重视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王士禛有词集《衍波词》，以小令为佳，但其成就逊于诗。著作有《带经堂集》，诗选有《渔洋精华录》，诗话有《渔洋诗话》，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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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懽录》，已著录。是书乃其康熙己巳官左副都御史以後，至辛巳官刑部尚书以前，十三年中所记。前有自序，称取顾况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意，末。又以居易俟命为说，其义两岐，莫知何取也。中多论诗之语，标举名备，自其所长。其记所见诸古书，考据源流，论断得失，亦最为详悉。其他辨证之处，可取者尤多。惟三卷以後，忽记时事。九卷以後，兼及差遣迁除，全以《日历起居注》体编年纪月，参错於杂说之中。其法虽本於庞元英《文昌杂录》，究为有乖义例。又喜自录其平反之狱辞，伉直之廷议，以表所长。夫邺侯家传乃自子孙，魏公遗事亦由僚属，自为之而自书之，自书之而自誉之，节言言实录，抑亦浅矣。是则所见之狭也。
王士禛（1634～1711），中国清代诗人。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后升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笔调清幽淡雅，富有情趣、风韵和含蓄性。王士禛的五、七言近体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特色。他不重视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王士禛有词集《衍波词》，以小令为佳，但其成就逊于诗。著作有《带经堂集》，诗选有《渔洋精华录》，诗话有《渔洋诗话》，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 《陆贾新语注释》：陆贾的著作自成一家之言，不仅思想内涵内邃，而且很好地体现了秦汉散文雄伟粗壮的风格。这里的校释本综合《新语》的多种版本，参照校对，比较权威地再现了《新语》的原貌，并且择取精当可信的注解，使一般人都能读懂该名者。
==============================================================================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颇为著名的文臣，号称「有口辩士」。雖然在世時位不過「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記》、《漢書》中，卻是與蕭何、韓信、叔孫通、張蒼等人並列於建立漢家制度的元勳。虽然在世时位不过「太中大夫」，也未被封侯，但在《史记》、《汉书》中，却是与萧何、韩信、叔孙通、张苍等人并列于建立汉家制度的元勋。陸賈不純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決問題之人。陆贾不纯然是位儒者，而是位解决问题之人。而解決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對問題本身有所認知。而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认知。因此，在他欲討論漢家天下需要些什麼之前，便先討論文明演進的問題。因此，在他欲讨论汉家天下需要些什么之前，便先讨论文明演进的问题。
陸賈在《新語．陆贾在《新语．道基》篇中，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進化過程，將華夏文明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道基》篇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历史进化过程，将华夏文明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先聖」時期：首先是「先圣」时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
在「先聖」時期，聖人從天文地理當中得到「人道」的體會，再從「人道」當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在「先圣」时期，圣人从天文地理当中得到「人道」的体会，再从「人道」当中衍生出「王道」的概念。而神農、黃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則是針對人民的各種需求，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與謀\生技能，並在物質條件的進步下，有了外在規範的需求，於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賞制度。而神农、黄帝、后稷、禹、奚仲等人则是针对人民的各种需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与谋生技能，并在物质条件的进步下，有了外在规范的需求，于是皋陶便建立了刑赏制度。換言之，這時聖人所提出的「人道」與「王道」，乃是一種自然而然人際關係，而各種工具、技能，以及隨之而來的刑賞制度，則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需求而產生。换言之，这时圣人所提出的「人道」与「王道」，乃是一种自然而然人际关系，而各种工具、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刑赏制度，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产生。換言之，此時期的文明發展，乃著眼於「生活需求」上，讓人類可以生活得舒適一些、安定一些。换言之，此时期的文明发展，乃著眼于「生活需求」上，让人类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安定一些。而後，進入「中聖」時期：而后，进入「中圣」时期：
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
在「中聖」階段，開始建立人民內在的品德，以內化方式將原屬外在的人倫關係與法律約束落實於自我操持中。在「中圣」阶段，开始建立人民内在的品德，以内化方式将原属外在的人伦关系与法律约束落实于自我操持中。這時乃是透過教育來強化既有人倫關係，並有以內在自我約束取代外在法律規範的意味。这时乃是透过教育来强化既有人伦关系，并有以内在自我约束取代外在法律规范的意味。這個時期，文明的發展仍是著眼於「生活需求」，但卻是與「先聖」期的需求有著明顯的不同。这个时期，文明的发展仍是著眼于「生活需求」，但却是与「先圣」期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同。「先聖」期的需求，乃是人與自然爭的階段，多數人所擁有財富、地位條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先圣」期的需求，乃是人与自然争的阶段，多数人所拥有财富、地位条件大致相同，所需所求皆向自然求。而刑賞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刑赏制度(法律)的存在，只需降低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磨擦，便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於「中聖」期，由於文明的發展、謀\生技術的演進，這時已進入人與人爭的局面，社會已開始有「強」與「弱」、「眾」與「寡」的階層分化。至于「中圣」期，由于文明的发展、谋生技术的演进，这时已进入人与人争的局面，社会已开始有「强」与「弱」、「众」与「寡」的阶层分化。當人們懂得恃強與恃眾去爭時，單靠外在的刑罰制度，必難有效遏止「強凌弱」、「眾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內化於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與品德。当人们懂得恃强与恃众去争时，单靠外在的刑罚制度，必难有效遏止「强凌弱」、「众暴寡」的可能局面，因而才必需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内化于人的自我操持中，建立人格与品德。
至「後聖」階段，則又是另一種局面：至「后圣」阶段，则又是另一种局面：
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
從「先聖」至「中聖」，一直都是缺什麼補什麼，若就崇古賤今者而言，那幾乎已是一個完美社會的典範。从「先圣」至「中圣」，一直都是缺什么补什么，若就崇古贱今者而言，那几乎已是一个完美社会的典范。然而，既然完美了，為什麼還會有「後聖」？然而，既然完美了，为什么还会有「后圣」？陸賈沒有明說，但就其「後聖」階段的論述來看，顯然是「中聖」的努力失敗了，無法讓「禮義」、「綱紀」確切地實踐於人民的生活當中。陆贾没有明说，但就其「后圣」阶段的论述来看，显然是「中圣」的努力失败了，无法让「礼义」、「纲纪」确切地实践于人民的生活当中。至於失敗的原因，也許就是「中聖」無法「承天統地」、「原情立本」的關係。至于失败的原因，也许就是「中圣」无法「承天统地」、「原情立本」的关系。「承天統地」是對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對人道的認識，唯有對「天道」與「人道」有所掌握，才能達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備」的境界。「承天统地」是对天道的理解，「原情立本」是对人道的认识，唯有对「天道」与「人道」有所掌握，才能达到「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境界。
然而，陸賈終究不是個崇古論者，他並不認為「後聖」之後，一切便進入完美狀態，這是由於文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步的，不論是誰當家作主，都有著需面對的時代問題：然而，陆贾终究不是个崇古论者，他并不认为「后圣」之后，一切便进入完美状态，这是由于文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步的，不论是谁当家作主，都有着需面对的时代问题：
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沉，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
這個部份，陸賈談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这个部份，陆贾谈的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愈來愈趨淫邪。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愈来愈趋淫邪。這種被老子說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負面狀態，卻未讓陸賈片面地否定物質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樂的器物，都視為上天給予人類的美好之物。这种被老子说成「五色令人目盲」的负面状态，却未让陆贾片面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把所有可供玩乐的器物，都视为上天给予人类的美好之物。這些外在物質雖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夠「統物通變」，役物而不役於物，自然就不會被這些器物所迷惑，進一步還可以「治情性，顯仁義」，發揮外在物質的正面功能。这些外在物质虽有迷惑人心的能力，但只要能够「统物通变」，役物而不役于物，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器物所迷惑，进一步还可以「治情性，显仁义」，发挥外在物质的正面功能。
有不少學者談及陸賈的文明史觀時，認為他把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判定為「先聖」、「中聖」、「後聖」三期。有不少学者谈及陆贾的文明史观时，认为他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判定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期。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陸賈終究是個現實的「有口辯士」，而非學者、儒生。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陆贾终究是个现实的「有口辩士」，而非学者、儒生。他所做的分期，實是為了鋪陳接下來的「現在」，而非對古代文明發展有多大的興趣。他所做的分期，实是为了铺陈接下来的「现在」，而非对古代文明发展有多大的兴趣。而「統物通變」之說，正是為了突顯漢初之人(特別是劉邦)的努力空間，強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而「统物通变」之说，正是为了突显汉初之人(特别是刘邦)的努力空间，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若不能於此處有所掌握，便容易陷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儒、法之爭。若不能于此处有所掌握，便容易陷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儒、法之争。或言陸賈為外儒內法之學者、戰國縱橫之餘緒；或言陸賈之言卑之無甚高論，純為草莽皇帝劉邦的啟蒙教科書。或言陆贾为外儒内法之学者、战国纵横之余绪；或言陆贾之言卑之无甚高论，纯为草莽皇帝刘邦的启蒙教科书。兩說均有所偏，難以體認陸賈之用心矣。两说均有所偏，难以体认陆贾之用心矣。
附記：網路上的文章，本不該摘引如許多之原文。附记：网路上的文章，本不该摘引如许多之原文。只是陆贾《新语》并不属于常见国学经典，读过之人少之又少因而将〈道基〉一节关乎文明发展分期之说原文几近全引，以利讨论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