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古籍
- 四库全书著录，附在熊蕃贡茶录后。刊本有明说郛本；茶书全集本；五朝小说本；清古今图书集成本；读画斋丛书本；民国丛书集成本。前四种同一系统；第六种依照第五种排印。
序跋除徐、汪继壕二跋兼跋熊、赵二书外，有赵汝砺自序及后序。
茶书全集本题作熊克撰。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和图书集成本题作宋无名氏撰，均是未看到汝砺后序，以致失考。
全书正文约二千八百多字，旧注约七百字，汪继壕增注二千多字。?述御园地址，采制方法，贡品种类及其数量，以及茶园管理等。 赵汝励搜集了许多资料以补充“宣和北苑贡茶录”之不足，作为续集。其中详细记载了北苑贡茶院生产制造贡茶的繁复景象。
本书由宋．赵汝砺撰于1186年，全书约2800余字。清代汪继濠增注(约1800年)约2000余字。作者为补充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而作此书。前为绪论，概述北苑情况，然后分列12条，即：
御园
开焙 采茶
拣茶
蒸茶
榨茶
研茶
造茶
过黄(干燥过程)
纲次(每次运送贡茶的顺序名称)
开畲(茶园管理)
外焙(北苑附属的茶园)
详细叙述了46处御园的位置名称，然后介绍茶叶采制方法，采摘必须在太阳升起前至午前八时结束，可使茶汤鲜明。采回的芽叶要进行分拣后加工，制成的饼茶用箬叶包裹放入绫罗制的小箱内运往宫中。至七月进行茶园培土管理等工作。本书对贡茶的种类、数量、采制、包装运输，以及茶园管理等均作了详细而切要的介绍。
赵汝砺事怂无考。《宋史》宗室世系表汉王房下有汉东侯宗楷曾孙汝砺，又商王房下左领卫将军士曾孙也有汝砺，未知孰是。
- 卢携(？——八八○年)，唐书法家。字子升。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擢进士第，乾符中累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中书侍郎，与郑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终太子宾客。
《临池诀》或作《临池妙诀》二篇，首叙书法传授源流，自谓得永兴家法，乃取《翰林隐术》、右军《笔势论》、徐吏部《论书》、《窦臮字格》、《永字八法势论》，删繁选要，以为其篇，为目有八。
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词云尔。携按：永禅师从侄纂及孙涣皆善书，能继世。张怀瓘《书断》称上官仪师法虞公，过于纂矣。张志逊又纂之亚。是则非独专于陆也。王叔明《书后品》又云虞、褚同师于史陵。陵盖隋人也。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滉、徐吏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又传蒋陆及从侄野奴二人。予所知者，又传清河崔邈，邈传褚长文、韩方明。徐吏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柳传方少卿直温，近代贺拔员外惎、寇司马璋、李中丞戎，与方皆得名者。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见也。小子蒙昧，常有心焉。而良师不遇，岁月久矣，天机懵然，因取《翰林隐术》、右军《笔势论》、徐吏部《论书》、《窦臮字格》、《永字八法势论》，删繁选要，以为其篇。《系辞》言智者观其彖辞，思过半矣。倘学者覃思于此，钟繇、羲、献，诚可见其心乎！
第一，用纸笔。
第二，认势。
第三，裹束。
第四，真如立，行如行。
第五，草如走。
第六，上稀。
第七，中匀。
第八，下密。
用笔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敛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虚如握卵，此大要也。
凡用笔，以大指节外置笔，今动转自在。然后奔头微拒，奔中中钩，笔拒亦勿令大紧，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纲要也。皆不过双苞，自然虚掌实指。“永”字论云：以大指拓头指钩中指。此盖言单苞者。然必须气脉均匀，拳心须虚，虚则转侧圆顺；腕须挺起，粘纸则轻重失准。把笔浅深，在去纸远近，远则浮泛虚薄，近则揾锋体重。
用水墨之法，水散而墨在，迹浮而棱敛，有若自然。纸刚则用软笔，策掠按拂，制在一锋。纸柔用硬笔，衮努钩磔，顺成在指。纯刚如以锥画石，纯柔如以泥洗泥，既不圆畅，神格亡矣。画石及壁，同纸刚例，盖相得也。
- 陸羽「茶經」, 裴汶「茶述」，皆不第建品。説者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閟，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爲之最。是時，僞蜀詞臣毛文錫作「茶譜」，亦第言建有紫笋，而腊面乃産于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南唐保大三年，俘王延政，而得其地] 歲率諸縣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
-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附：《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 版本：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小说林社印行本。三十回。作者：题“八宝王郎着”。八宝王郎即王浚卿。内容：以第一人称笔法，描写庚子事变前后十多年间，社会混乱官场腐败的情况。本书未完。
-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忐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翠微先生北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华岳，宋文学家。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属安徽）人。诗存约四百首，直抒胸臆，悲愤沉郁。文存三篇，皆议论纵横，笔势挥洒。有《翠微南征录》十一卷、《翠微北征录》十二卷传世。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五五。
- 一、本書收入漢代至北周及陳代的墓誌材料。高昌國的墓誌，以北周大定元年為準，收至延昌二十一年。現無拓片者及原石嚴重殘損，拓片無法辨識者均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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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收墓誌均以繁體標準字錄文。各種異體、別體均改為通行正字。假借字一般不改動，保持原狀。在個別容易產生誤解的地方加注說明。原墓誌銘文中的衍字、脫字、重文、錯字等現象均保留原狀，未加改正。請在閱讀時予以注意。如有不通之處，均為原誌刻寫中固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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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誌石殘泐不清，無法確識之字，以□號注明。
六、錄文均採用新式標點，惟文中書籍等專用名稱及引語不另加以引號。
七、墓誌排列以時代年號為序。均以葬年月日為準。依次為：漢、三國、西晉、東晉、宋、齊、梁、陳、後燕、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高昌。同一年中年號改動者，依葬月所屬年號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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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目錄中各誌的定名採取以下方式：凡有首題者均移錄首題。無首題，而誌文首行言及誌主名號者移錄首行前數字。無法以上二種方式命名者代為擬名，直稱某某（誌主）墓誌。
-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梦魇未觉人，谓睡着则已欲醒，谓醒则正在梦境，如号谵呓，纯是苦趣。仆，梦魇者也。足下虽振其手，摇其足，未肯霍然寤也，欲自在得耶？忆侍雅论时，觉身心时时有益。
自远胜友，转复茫然。虽自鞭策，较往日已加紧切，而愈求愈远，不自知其入于支配艰僻之内。此古人所以愿亲近善知识，以为甚于衣食父母也。长安如弈棋，世路艰难矣，叹叹。
- 周必大（1126～1204）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谊。卒谥文忠。
周必大有诗600多首。他的诗有的善于状物，如《池阳四咏。翠微亭》"地占齐山最上头，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双虹堕，吸住江河万里流"，比喻浅近新颖。又如《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十日顽阴不见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寻山分，日照北窗云在山"，气骨稍弱，却清新淡雅。他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在有些诗里他喜欢用典，未能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他执掌内外制时间很长，不少代表朝廷的重要文章，都由他撰写。如《岳飞叙复元官制》，词婉义正，是宋代骈文佳作。他的序文如《〈皇朝文鉴〉序》，写得典重雅正。题跋如《题陆务观送其子赴官诗》，游记如《南归录》所写游石湖，则颇富情致。总的说来，这类散文内容丰富，文采则时有不足。周必大知识渊博，熟悉当朝人物、掌故。在他的散文及《二老堂诗话》中，保存了不少研究宋代文学的资料。他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文字，主次分明，颇有史法，往往为元代修《宋史》者所取材。
周必大著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200卷，其中包括《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省斋别稿》、《二老堂诗话》等24种，有清咸丰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