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洵撰。洵有《谥法》，已著录。考曾巩作洵墓志，称有集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作十五卷。盖宋时已有二本。是本为徐乾学家传是楼所藏。卷末题绍兴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学雕。纸墨颇为精好。又有康熙间苏州邵仁泓所刊，亦称从宋本校正。然二本并十六卷，均与宋人所记不同。

　　徐本名《嘉祐新集》。邵本则名《老泉先生集》。亦复互异，未喻其故。或当时二本之外，更有此一本欤？今世俗所行又有二本。一为明凌濛初所刊朱墨本，并为十三卷。一为国朝蔡士英所刊任长庆所校本，凡十五卷。与晁氏、陈氏所载合。

　　然较徐本阙《洪范图论》一卷，《史论》前少引一篇。又以《史论中》为《史论下》，而阙其《史论下》一篇。又阙《辨奸论》一篇、《题张仙画像》一篇、《送吴侯职方赴阙序》一篇、《谢欧阳枢密启》一篇、《谢相府启》一篇、《香诗》一篇。朱彝尊《经义考》载洵《洪范图论》一卷，注曰未见。疑所见洵集，当即此本。中间阙漏如是，恐亦未必晁、陈著录之旧也。今以徐本为主，以邵本互相参订，正其讹脱。亦有此存而彼逸者，并为补入。又《附录》二卷，为奏议郎充婺州学教授沈斐所辑。较邵本少国史本传一篇，而多挽词十馀首。亦并录以备考焉。

　　苏洵（一○○九～一○六六），字明允，号老泉，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子轼、辙合称三苏。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举进士、茂才异等皆不第。仁宗嘉祐间，得欧阳修推誉，遂知名。为秘书省校书郎，灞州文安县主簿。与姚辟同修礼书，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英宗治平三年卒，年五十八。著有文集二十卷，传世有《嘉祐集》。事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四《苏君墓志铭》，《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苏洵诗，以明嘉靖太原府刻《重刊嘉祐集》十五卷为底本（存诗一卷），校以《四部丛刊》影印宋巾箱本《嘉祐集》（简称四部丛刊本）、清康熙邵仁泓刻《苏老泉先生全集》（简称康熙本）等。新辑集外诗另编一卷。

　　萧子良（460－494年），字云英，南朝齐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齐武帝次子，封竟陵王，官至太傅。蓍有内外文笔四十卷，今仅存《梧桐赋》及书启等二十余篇，明人辑有《南齐竟陵王集》。

作者：（唐）李白著；（清）王琦辑注

　　曾鞏生平及文集版本源流已見前。據卷末田金楠跋稱，是本‘刊始於光緒庚寅（十六年）十月，越辛卯（十七年）十月訖工’，歷時一年。又謂‘此本舊爲先生裔孫國光重修刻本，謬訛殊多，今校其顯誤者正之，疑者仍舊，以俟後之多識君子’雲，據此可以判定是本當據康熙四十九年曾國光刻本重刊。其版式爲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宋人王震元豐八年序，並附錄歐陽修、朱熹、邵庵虞氏諸家論說，又載《宋史》本傳。正文中於篇題及書葉天頭多有旁批、跋語。如卷九《書魏鄭公傳後》、卷十五《上歐蔡書》，旁批‘元本、殿刻本無’，卷四十七《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天頭批‘缺文，殿刻、宋本補，見《義門讀書記》’之類即是，應爲田氏據宋本、元本、四庫本及何焯校勘識語所批，具有校勘價值。

　　曾巩（一○一九～一○八三），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进士。历官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明、亳、沧诸州。神宗元丰三年（一○八○）判三班院，迁史馆修撰。五年，为中书舍人。六年，病逝于江宁，年六十五。理宗时追谥文定。《宋史》卷三一九有传。曾巩出檀§阳门下，以散文著称。有《元丰类¨？》五十卷，《续元丰类禀？》四十卷，《外集》十卷。今仅存《元丰类稿》，并有宋刻《曾南丰先生文粹》十卷和金刻《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传世。

　　曾巩诗九卷，以清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崧龄刻《元丰类稿》为底本，校以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刻本（简称元刻本），并吸收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简称读书记）中的校勘成果。参校本有：明正统十二年邹旦刻本（简称正统本），明嘉靖四十一年黄希宪刻本，有顾之逵跋并录何焯批校（简称顾校本），明嘉靖王抒刻本，有吴慈培录何焯校跋（简称吴校本），明隆庆五年邵廉刻本，有传增湘校跋并录何焯校跋（简称传校本），明万历二十五年曾敏才等刻本（简称万历本），明万历二十五年曾敏才等刻清顺治十五年重修本，有章钰校并录何焯、姚椿校（简称章校本），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简称曾子固集）等。集外诗附于编末。

　　潘岳，字安仁，荣阳中牟人。武帝时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出为河阳令，转怀令，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以公事免。惠帝初，太傅杨骏引为主簿，骏诛除名，选为长安令；寻补著作郎。转散骑侍郎，与石崇等谋诛赵王伦，事觉遇害。有集十卷。

作者：（唐）柳宗元撰

　　元张昱撰。《明史。文苑传》附见《赵捴谦传》中。瞿宗吉《归田诗话》记其在杨旺紥勒幕中诸作。又记其酒酣自诵《歌风台诗》，以界尺击案，渊渊作金石声，曰：“我死葬骨湖上，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其风调可以想见也。其诗学出於虞集，故具有典型。旧稿散佚。正统元年杨士奇始得残帙於给事中夏时，以授浮梁县丞时昌刻之。此本即从正统刻本传写者，士奇原《序》尚载於卷端。其诗才气纵逸，往往随笔酬答，或不免於颓唐。然如《五王行春图》、《歌风台》诸作，皆苍莽雄肆，有沈郁悲凉之概。《天宝宫词》、《辇下曲》、《宫中词》诸作，不独咏古之工，且足备史乘所未载。顾嗣立《元诗选》尝录其诗於《辛集》中。其小传引《杨士奇序》云云，所见盖即此本。旧版久佚，流传渐寡。国初金侃得毛晋家所藏别本，改题曰《庐陵集》。侃复为校正，间附案语於下方。然其本亦从此本传录，非两书也。　　昱字光弼，自号一笑居士，庐陵人。元末，左丞杨旺紥勒镇江浙，昱参谋军府，官至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元末弃官不仕。张士诚招礼之，不屈。明太祖徵之至京，召见，悯其老，曰“可闲矣”，厚赐遣归。更号可闲老人，放浪山水，年八十三乃卒。

　　孙绰

　　［晋］（三二o至三七七）字兴公，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楚孙。为廷尉卿，领著作。少以文才称，温、王、郄、庾诸君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尤工书法，张怀瓘书估列入第四等。卒年五十八。《晋书本传、法书要录》。曾任临海章安令，在任时写过著名的《天台山赋》。其善书博学，是参加王羲之兰亭修禊的诗人和书法家。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後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孙绰早年博学善文，放旷山水，曾著有《遂初赋》自述其志，并著有《天台山赋》。与高阳许洵为「一时名流」。时人「或爱洵高迈，则鄙於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於洵」。沙门支遁曾试问孙绰∶「君何如许？」问他和许洵相比怎麽样。孙绰答道；「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自称「情致」不及，文才有馀。（《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绰袭父爵为长乐侯，官拜太学博士（大学教授）、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哀帝时，迁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统领著作郎（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时执政桓温上疏请迁都洛阳，并请自「永嘉之乱」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当时朝臣慑於桓温的威势，不敢提出异议。孙绰上疏力争，反对迁都。招致桓温大怒，然因其理由充足又难以压服，事果不行。（《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

　　孙绰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都有交往。他写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等。在《道贤论》中，他把两晋时的七个名僧比作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冲），帛远比稽康（叔夜），竺道潜比刘伶（伯伦），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兰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的人物。

　　在他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说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是继《牟子理惑论》之後又一部捍卫佛教立场的论著。关於何谓「佛」与「佛道」，孙绰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佛是「道」的体现者，这个「道」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佛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所以虚寂自然；「无不为」所以具有化导万物的神秘莫测的作用。他认为佛道至为高深的，人们往往囿於传统的儒家学说，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　　关於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他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观点，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儒佛一致论。有人设问∶「周孔之教何不去杀？」孙绰回答说，这是误解了圣人。难道圣人有杀心吗？圣人并无杀心，杀心实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见於人们相互争斗，甚於豺虎，才转而求其次（「不去杀」），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轻重，则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认为佛教著重於内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会治理（「救极弊」），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关於出家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论》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补充的。

正文·序

　　传称诗以道性情，人之性情不一，以是发于讴吟歌咏之间，亦遂参差其不同，盖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唐之诗，传者几百家，其善为行乐之词，与工为愁苦之什相半。虽于性情各得所肖，而求其不悖夫温柔敦厚之教者，未易数数觏也。　　右丞崛起开元、天宝之间，才华炳焕，笼罩一时；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故其为诗，真趣洋溢，脱弃凡近，丽而不失之浮，乐而不流于荡。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乃论者以其不能死禄山之难，而遽讥议其诗，以为萎弱而少气骨：抑思右丞之服药取痢，与甄济之阳为欧血，苦节何殊？而一则竟脱于樊笼，一则不免于维絷者，遇之有幸有不幸也。普施拘禁，凝碧悲歌，君子读其辞而原其志，深足哀矣。即谓揆之致身之义，尚少一死，至于辞章之得失何与，而亦波及以微辞焉。毋乃过欤？

　　又古今来推许其诗者，或称趣味澄复，若清流贯达；或称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或称出语妙处，与造物相表里之类：扬诩亦为曲当。若其诗之温柔敦厚，独有得于诗人性情之美，惜前人未有发明之者。诗注虽有数家，颇多舛凿，至于文笔，类皆缺如。鄙心有所未尽，爱是校理旧文，芟柞浮蔓，搜遗补逸，不欲为空谬之谈，亦不敢为深文之说，总期无失作者本来之旨而已。独是能薄材譾，读书未广，纵有一隅之见，譬之管窥筐举，所得几何。幸而生逢圣世，文教诞敷，炳炳麟麟，典籍于今大备。而博物洽闻之彦，接武于兰台麟阁之间，可以折中而问难。行将访其所未知，订其所未合，以定斯编之阙失。其或有雌霓谬呼，金根妄易，薪歌延濑之未详者，苟有见闻，克以应时改定，是固区区之志焉矣。

　　乾隆元年，岁在丙辰正月望日，仁和赵殿成松谷氏漫题于书圃之目耕堂。

　　元郑元祐撰。元祐有《遂昌杂录》，已著录。元祐家本遂昌，徙於钱塘。而流寓平江凡四十年，为时最久，故其集名以“侨吴”。实则杭州所作亦在其内，盖从其多者言之也。集本其晚年所定，以授谢徽。今此本後有弘治丙辰《张习跋》，乃称元祐本有《遂昌山人集》，与《侨吴集》多繁芜重出。因通录之，得诗文之精纯者，并为十二卷，仍名《侨吴集》，用梓以传。则此本为习所重订，非元祐手编之本矣。凡文六卷、诗六卷。其中《与张德常书》，有“仆赞郡无补，尝移槜李”之语，而苏大年所作墓志、卢熊《苏州府志》皆称元祐以大府荐，两为校官，不言尝为他职，与元祐仕履不合。岂代人所作，失於标注耶？其文颇疏宕有气，诗亦苍古。盖元祐生於至元之末，犹及见咸淳遗老。中间又得见虞集诸人，得其绪论。末年所与游者，亦皆顾阿瑛、倪瓚、张雨之流。互相薰染，其气韵不同，固亦有自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