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分类
  • 集部
  • 子部
  • 史部
  • 经部
精选古籍
  • 乐章集
  • 窦娥冤
  • 雍正剑侠图
  • 人虎传
  • 昆仑奴传
  • 于少保萃忠传
  • 九云记
  • 燕京岁时记
  • 长春真人西游记
  • 老残游记
国学古籍
国学古籍
  • 隋书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
      七、明汲古阁本。
      八、清武英殿本。
      九、清淮南书局本。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作者: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南史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

      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並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並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载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

      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棄不録,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於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錯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纂上的缺点。

      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北史因魏书不记西魏史事,所以它根据魏澹魏书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人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此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所补史料,也有些價值较高的。例如南史郭祖琛传,通过他所上的封事,揭露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茹法亮传保存了唐禹之起义的部分史料。巴陵王子伦传和吕文显传记录了宋、齐两代中书舍人和典籤权力膨胀的事例。范缜传增加了他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北史李弼等人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録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作者:
    李延寿
  •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硃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讬始於魏文,而讬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锺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昬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作者:
    陈寿
  •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资治通鉴》书影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近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作者:
    司马光
  •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疏证》除广仓学宭丛书本外,有《遗书》本,曾两次印布;初名《王忠悫公遗书》,所收《疏证》系铅印本;续印名《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系石印本。今据《遗书》两本互校,有初印不误而续印诸误者,亦有续印改正者,皆择是而从,其有两本皆误,或所据今本有误为王氏所未正者,略出案语,以为说明。

      昔元和惠定宇征君作《古文尚书考》,始取伪古文《尚书》之事实文句,一一疏其所出,而梅书之伪益明。仁和孙颐谷御复用其法,作《家语疏证》,吾乡陈仲鱼孝廉叙之曰:“是犹捕盗者之获得真赃。”诚哉是言也。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其迹甚着,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过半。乃复用惠、孙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无用无征,则废此书可,又此《疏证》亦不作可也。然余惧后世复有陈逢衡辈为是纷纷也,故写而刊之,俾与《古本辑校》并行焉。丁巳孟夏,海宁王国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魏国的史书,此书原来没有书名,后来人们从它编年体的体例来命名为《纪年》,原书本是竹简,所以称为《竹书》,一般的都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定次序。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不同,比较接近史实真相,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的记载吻合。  《史记》记载的战国年代常常有矛盾,《纪年》可以做有益的补充印证。所以,《纪年》对于现在研究先秦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
    王国维
  • 前汉纪
      又称汉纪,荀悦(148-209)撰。字仲豫,颖川郡颖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未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或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音,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乎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荀悦《汉纪》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春秋》和《左传》所用的编年体形式的成熟化。通过他的努力,编年体逐渐完善起来,成为和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史书体裁。书中常用“荀悦曰”的形式发表有见地的史论,行文流畅,成就很高,受到后人赞扬。现在,常见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
    作者:
    荀悦
  • 东观汉记校注
      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版本最佳,其中许多资料为《后汉书》所不备,深为学林所珍重。故有人称辑佚是一项嘉惠后人,有益学林的工作。此辑佚之意义二也。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引的一些条目没有收进去。
    作者:
    刘珍等撰(东汉) 吴树平校注
  • 靖康传信录
      李纲(一○八三~一一四○),字伯纪,号梁溪居士,邵武(今属福建)人,自其祖始居无锡(今属江苏)。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一二)进士。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忤权贵,改比部员外郎,迁起居郎。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因言事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七年,为太常少卿。钦宗即位,除兵部侍郎,为行营参谋官,力主抗金,以姚平仲兵败罢。寻复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除知枢密院事。后因反对和议,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金兵再至,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纲行次长沙受命,率湖南勤王师入援,未至而开封已陷。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因反对避地东南,落职居鄂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除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未几罢提举西京崇福宫。五年,疏奏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力辞。十年卒,年五十八。赠少师。谥忠定。纲为著名抗金志士,将领如宗泽、韩世忠或得其扶掖,或在其麾下。有《梁溪集》一百八十卷。本集附有行状及年谱多种,《宋史》卷三五八、三五九有传。  李纲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诗二十八卷)为底本,校以清初蓝格抄《梁谿先生文集》(五十卷,简称蓝格本,藏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道光十四年刊本(简称道光本,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刻残本(存诗二卷,简称残宋本,藏上海图书馆),参校明崇祯刻、左光先等辑《宋李忠定公奏议文集选》(简称左选,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安政六年刻、赖襄选《李忠定公集钞》(简称赖选,藏人民大学图书馆)、清何秋涛校朱彝尊影钞本(简称朱本、何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诗集外散见诗及新辑集外诗,另编一卷。
    作者:
    李纲
  • 战国策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
    作者:
    刘向编(汉)
  • 十六国春秋别传
      《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是北魏的崔鸿。崔鸿,东清河县(今中国东部山东平原西南)人,年轻时就有志于修史。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等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总称为十六国,这些政权各有自己的史书,但是体例不一,记述差距也较大。所以,崔鸿根据旧的记载,加以综合汇编,写成一百卷,此外还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此书历史地位很高,后来的魏收编写《魏书》,唐朝时编修《晋书》,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不过到北宋时已经残缺得只剩二十多卷。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曾引用过,但已非全貌。

      现在,有三种不同版本的《十六国春秋》:一种是明代屠介孙、项琳编写的百卷本,托名为崔鸿,是根据《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实的书籍补充而成。第二种是《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有一录,这是明朝人根据《晋书。载记》编写的。第三种是清朝的汤球编写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再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这是现在研究十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作者:
    崔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