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西医的中医之路

顾文忠　上海市南汇区中心医院

1969年，我毕业于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被安排在云南墨江的部队医院任军医。当时治疗一些慢性胃炎、慢性肠炎和慢性肝炎等疾病，西药疗效较差，当地一位姓苏的中医开出的中药汤剂却使一个个难治的患者逐步痊愈，我当时感觉“中医药，真灵验！”

我白天临证实习，晚上认真读书，真正感悟到了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长期的临床使我体会到，学好、用好四大经典十分重要，尤其是经典中的方剂，虽历经千百年，世代传承，功效不减。反观现代西药，有多少能与此相比呢？

我是西医出身、属于半路出家的中医。所以，很多熟悉我的同事和朋友看到我诊脉时，都会好奇地问我：“你在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学的是西医，为什么要改行搞中医？”其实，改行还谈不上，因为我没有抛弃西医的长处。只是近20年来，我在临床中已明显地倾向于使用中医了。我在每天的门诊中，大多单纯使用中药汤剂为患者治疗，这是不争的事实。

目睹中医疗效：让我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

学习中医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1969年，我毕业于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在校期间，虽然也学过一点中医基础知识，但是由于临床中不用，早就忘记了。毕业后，我被安排在云南墨江的部队医院任内科、传染科的军医。当时在治疗一些慢性胃炎、慢性肠炎和慢性肝炎等疾病时，西药疗效较差，患者很痛苦，我和同事们也一筹莫展。然而，医院聘请的当地一位姓苏的中医开出的中药汤剂却使一个个难治的患者逐步痊愈，我当时感觉“中医药，真灵验！”

其后不久，我向苏老索要中药方，以便于今后自己为病人治疗。苏老笑着对我说：“中医跟西医不一样，西医是辨病治疗，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我把方子给你，如果病人的情况正好适合，就有效，如果不适合，仍然无效，甚至还会加重病情。”我当时的想法有些天真，就问苏老：“你能不能把有消炎作用的中药告诉我，掌握以后，在用西药消炎无效时，用中药去消炎。”苏老哈哈大笑说：“我佩服西医能把病很清楚，这是你们的一大特长，但是你们不足的是‘见病不见人’、‘见炎不见体’，治疗一味地追求‘治病’、‘消炎’。”他接着说：“要晓得，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慢性肝炎这一类的疾病，很多病人的体质都比较差，是正气衰弱了，这时治疗必须顾护正气，就是要扶正祛邪，才能治好病。”听苏老这样一说，我感到中医非常神奇，从此萌生了要学习和研究中医的念头。

参加“西学中”：让我有机会深入学习

机会终于来了。1973年春，在全国卫生战线大搞“一把草、一根针”的群众运动中，我被医院破格选送到昆明军区举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当时全班112人，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27岁，我29岁，这就是我半路出家学中医的原因。

当时使用的教材是上海中医学院编的《中医学基础》、《中草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等十二门。老师是由云南省、昆明市及昆明军区最有名望的中老年中医师担任，其中有近代“火神派”的代表已故名医吴佩衡之女吴元坤，妇科名医姚贞白、儿科名医廖濬泉以及昆明军区名中医任家潍、温克强等，还有现为全国名老中医的张云鹏和上海市名老中医的王辉萍。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带教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对中医药的兴趣越来越浓。

一年后，进入了临床实践阶段。当时盛行“开门办学”，也就是走出教室，到实践中学习。我被安排到云南省大理州下关市各中医诊所轮流跟随该市的名老中医临证抄方学习。在此期间，我跟随当地名医李品荣、李翠兰学到了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的祖传诊疗经验；跟随张文伯老中医抄方时，学到了诊治温热病、湿热病的经验；跟随杨丽升老中医抄方时，学到了应用大剂量附子治疗慢性病虚寒证和寒热错杂证的经验。后来转到昆明延安医院跟随张云鹏和王辉萍二位名中医抄方时，学到了他们应用经典和经方的经验。

令我非常幸运和难忘的是，当时在下关进行临床实习时，同班的学友从下关市图书馆和中医院的图书馆借来了大量的中医药书籍和多种中医药杂志，10平方米的小房间几乎堆了大半间。我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阅读完。我对其中四大经典的原著和历代名家的译著，以及杂志上的许多精彩的论文和临床经验总结等认真进行了阅读和思考，摘录了十多万字的资料，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段时间我因看书太晚，腹部受凉，患了鸡鸣泻，就一边吃附子理中丸，一边仍坚持看书学习。

这半年里，我白天临证实习，晚上认真读书，真正感悟到了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要当好中医，必须像张仲景那样“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像孙思邈那样“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像李时珍那样“渔猎群书，搜罗百世”。“西学中班”学习结束后，我和另外二位年轻学友均因学习成绩优异被留在中医教研室任教。

一年后，我又被军医学校领导选送到云南省“中医研究班”学习深造2年，在此期间，受云南省卫生厅的委托，我赴大理州巍山县跟随名老中医朱仲德学习的同时，协助整理编写了《朱仲德医疗经验》。研究班毕业前夕，我在李筱圃、张云鹏、王辉萍、康若虞等名师指导下，完成了两篇毕业论文，即“试论张仲景的寒热药共用组方法则”和“略论痰饮”，均发表在《云南医药》杂志上。

转业到地方：获上海“十佳医师”提名奖

1986年我主动申请转业，回到家乡上海南汇。由于抱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决心，辞去了南汇区卫生学校副校长的职务，调往南汇中心医院参加组建新的中医科，从此彻底走上了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道路。

长期的临床实践，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学好、用好四大经典十分重要，这是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发扬中医特色优势、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金钥匙。尤其是经典中的方剂，虽历经千百年，世代传承，功效不减。反观现代西药，有多少能与此相比呢？我灵活运用经典中诸如栀子干姜汤、小柴胡汤、白虎汤、半夏泻心汤、乌梅丸、银翘散、犀角地黄汤、青蒿鳖甲汤等数十个方剂治疗当今西医药不容易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至今，我在国内外医药学杂志上发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论文156篇，荣获区级科技进步奖3项，并与我儿子顾勇刚一起主编出版了专著《经典心悟》。我还和同事一起把南汇区中心医院中医科建设成上海市农口系统的“文明窗口”，荣获区“文明班组”称号，完成了综合性医院“示范中医科”的达标创建。我本人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和上海市“十佳医师”提名奖等近30项奖励、荣誉和称号。2004年我被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政府聘任为“高级专家带教导师”。2006年，我被南汇区卫生局聘任为“老中医工作室指导老师”。

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我之所以倾心于中医药，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中医药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和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永远也否定不了的真理；二是因为中医药十分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医者必须“大医精诚”，突出一个“仁”字；三是因为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和疗效激发了我探索其奥秘的兴趣。这三个重要原因促使我立志献身于中医药事业，沿着继承、发扬、创新和发展中医药的道路走到底，成为一名真正的铁杆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