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古籍
-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贞元十六年中进士， 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 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 《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他又是中唐 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如《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具有独 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极为广泛。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的主张。现存诗3000多首，由《白氏长庆集》。
- 我国词坛是一个群芳竞艳，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多彩多姿、千娇百媚的婉约词，为我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无限光彩，也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自唐五代以来，直至近代，婉约词继承民歌的优良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它具有“可歌性”。婉约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跟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旧唐书。温庭筠传》曾记载飞卿“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天才的作家们既有文学素养，又都洞晓音律。每填一阕，往往锤字炼句，审音度曲，把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音乐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悦耳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婉约词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曲新词酒一杯”，这些温柔香艳之曲，怀人赠别之调，又多是歌伎舞女们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
一曲之后，余音绕梁，沁人心脾。“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便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这类“旖旎近情，铺叙展衍”的新曲，往往使闻者销魂。婉约词音节谐婉，“语工而入律”。情调柔美，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唐五代词早就具有这一特点。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两宋时期，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可见当时传播之广。直至近代，婉约词依然具有“可歌性”。这是它的突出特点。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它以情动人，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文采灿烂的《花间集》，就是一部言情之作。五代词人韦压，善于运用各种抒情手法，成功地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晏殊的《珠玉词》，抒情委婉。如明珠美玉，光艳照人。欧阳修是一位领袖儒林、肩负文统道统的中心人物。在他的诗文里，只能看到他严肃的护道面孔，而他的抒情小词，却写得婉媚轻柔，情致缠绵。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工文章，精骑射，而小词却委婉传情，凄恻动人。盖“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堂词话》）。作家们把肺腑中的真情，悲愁与欢愉，通过抒情的婉约词，曲折细腻地透露出来，赢得古今无数读者的同情与共鸣。
爱情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抒写爱情，反映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遭到迫害、受到挫折时的悲愁与哀怨，也就成为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它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歌颂。敦煌曲子词《菩萨蛮》的作者，大胆坦率而又委婉曲折地写出“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表达了爱情永恒不变的心愿。冯延巳的《长命女》，写夫妻祝酒陈愿，地久天长，永不分离。韦庄的《思帝乡》“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歌颂了天真少女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对爱情的表露，抒写她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
多情的词人，往往通过抒写离愁别恨，歌颂爱情的真挚。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 ……”（秦观《江城子》）离歌一曲，动人心魄。柳永的名作《雨霖铃》，抒写了浓烈感人的游子离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与情人阔别、流落江湖的痛苦心境。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抒写了他对亡妻“不思量，自难忘”的一片真情。“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鹧鸪天》）
写当日的相亲相爱，别后的相思相忆，凄婉哀怨而又妩媚风流，轻柔自然。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等抒情小词，虽是儿女私情、离愁别绪，却写得清丽婉媚，情深意长。“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韦庄《浣溪沙》）写爱情生活的回忆，离别相思的痛苦，洋溢着真情实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特别是那些被压在社会低层的歌伎们的不幸遭遇和文人失意的痛苦，也常常在婉约词中如泣如诉地表现出来。柳永仕途坎坷，长期浪迹于下层社会。
他的词往往以极大的同情，表现歌伎们身受的痛苦和精神面貌，以及与她们的爱恋之情。“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悔当初不把雕鞍锁。”“镇相随，莫抛躲，彩线慵拈伴伊坐。”
（《定风波》）词中既写出歌伎们所遭受的身心折磨，又表现出她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销魂。
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全词倾诉了“黯然销魂”的无限伤离之情。显示了婉约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的艺术效果。
婉约词也往往抒写感时伤世之情。作家们把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或打入艳情，或寓于咏物，表面看似抒写爱情，描摹物象，实际上却别有寄托。“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望江南》）、“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李煜在词中以鲜明的形象，炽烈的感情，借花月春风，抒写亡国之恨。宋徽宗《燕山亭》，委婉悲痛地写出了国亡被俘后的无限感慨。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运用比兴手法，以“美人香草”喻君子贤人；以男女喻君臣，抒写家国之事，身心之感，情致缠绵，哀婉含蓄。
词人们又往往借咏燕、咏柳、咏梅、咏杨花等，寄寓身世之感，抒难于明言之意。
如陆游的《咏梅》词，以梅花自喻，意在言外，引人深思。作家们常以花草、闺房、送春、惜春为题材，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寄寓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爱恋以及受到挫折时的悲伤情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抒写了惜春伤春之情，怀恋歌姬之感，表现了作者的淡淡哀愁。此词温润秀洁，风流蕴籍，言情闲雅而不轻薄，辞语工丽而不淫艳，最为人们所赞赏。
战争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生活，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国破家亡之恨，生离死别之情，不断在婉约词中反映出来。蒋兴祖女的《减字木兰花》“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将自己被虏离乡北去的无限痛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反映了那个离乱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身受的痛苦。 婉约词的又一特点是“以美取胜”。它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展观自然美与生活美，歌颂人物的心灵美。
作家们把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李煜《浪淘沙令》）、“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晏几道《蝶恋花》）凡此，皆美妙动人，绚丽多彩。往往片时佳景，一语留住；万端情绪，一语吐出。一首词，可因一妙句而千古流芳。“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作者宋祁因而得到“红杏尚书”的美称！“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于》），作者张先遂有“张三影”之称；“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贺铸因而被称为“贺梅子”。 还有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声声慢》）等等。 爱美是人之天性。美的艺术形式，是沟通人类感情的桥梁。创造美的意境，是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就是一幅优美的图画，把读者带入美的意境。“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创造了凄凉而又幽美的意境。“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黄庭坚《清平乐》），作者通过奇妙的想象，把惜春之情、寻春之意，熔铸在一起，意境极美。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全词绘出暮春景色，在美的意境中，蕴含着伤春情绪。王渔洋在《花草蒙拾》中曾称赞道：“‘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
苏轼《江城子》“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人物的形象美和生活美，在这美的意境中再现出来，鲜明、真切，如在眼前。“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凄凉意境，令人销魂、断肠。作者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以造成意境美，使读者陶醉在美的享受之中。纳兰性德怀恋亲人、歌咏自然的小令，清新婉丽，格高韵远，极富情味与美感。他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在塞外风光的描绘中，透露出离愁别恨，一片乡思，于情景交融之中，展现出美的意境。
婉约词是按照美的法则来反映生活的。作家们用精炼的语言、真挚的感情、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反映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华彩纷呈，百卉竞妍，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为我国人民所喜爱，世代传诵，历久不衰。以上仅就婉约词的特点，略作阐述。
本书从唐五代以至晚清，选取了有代表性的部分优秀作品。共选257家词人的作品518首。书中有作者简介、注释、评解、集评。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龙榆生以及薛励若等先生的有关著述，并得到安徽文艺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多方面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和资料所限，在选词、注释、作者简介和评解中，肯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
殷切期望读者、专家们批评教正。
- 潘飞声（１８５８～１９３４）
潘飞声，字兰史，号剑士，又号独立山人，广东番禺人（今属广州市海珠区）。自小受业于乡贤叶衍兰。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德国柏林大学聘请潘飞声为汉文学教授，他在国外执教，结交了一些国际友人。后来离开德国回国，住在广州河南龙溪的花语楼。著有《西海纪行卷》及《天外归槎录》。两卷均以日记形式，详记其出国及返国的经历。不久赴香港，主《华报》、《实报》笔政。当时江南文风大盛，精英荟萃，遂又到上海加入南社。南社是柳亚子、陈去病等在苏州成立的，取“操南音不忘其旧”的意思，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文学团体。潘飞声参加南社后，积极参与活动，吟咏甚多，与诗社中的高天梅、俞剑华、傅屯良誉为“南社四剑”。故潘以“说剑堂”为他的诗词集名。又参加希社、沤社、鸥隐社及题襟金石书画会等。潘诗笔雄丽，时有奇气，所作《罗浮山纪游》诸诗，甚得梁启超和陈衍称赏。而其词名较诗名尤盛，陈璞在《花语词》序中称：“岭表词坛，洵堪独秀。”
晚年在上海以卖文为活，家境清贫，常与粤籍才人黄遵宪、吴趼人、邱菽园、邱逢甲等交游，从而大大开阔了思想境界。叶恭绰为他的诗文集写的《序言》中说：“……三子皆食力于粤，唯一妾从。虽贫甚丰，写下不少眷怀故土，思念家乡的诗歌。”潘飞声的著作有《说剑堂诗集》、《说剑堂词集》、《在山泉诗话》、《两窗杂录》等近２０种。其中《两窗杂录》是手抄本，现存中山图书馆。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病逝于上海。
- （序）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因并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正文）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攮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而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阴。傥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绢去纟补忄或可与狷通？）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惨而就寒。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飘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于时毕昴盈轩，北风凄凄，炯炯（本作忄旁，从辞海，通）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侍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而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清风以怯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召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 【孟郊】 （751～814） 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早年生活贫困，曾漫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屡试不第。46岁始登进士第，贞元十七年（801）始作溧阳尉。元和初年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64岁时贫病而死。孟郊一生潦倒，仕途失意，他性格孤直，不肯逐于流俗。他在《赠郑大了鲂》中写道：“天地人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充分表现出他的创作思想。他的诗以五言古体见长，不蹈袭陈言，不滥用典故辞藻，擅长白描手法而又不显浅薄平庸，一扫大历以来的靡弱诗风。其代表作如反映时代现实的《征妇怨》、《感怀》、《伤春》等；表现人民疾苦的《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表现人伦之情、骨肉之爱的《游子吟》、《杏殇》等；描绘自然景色的《与王十二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等。虽然角度不同，却都思深意远，造语新奇，体现了孟郊诗的特色。历代诗坛对孟郊的作品褒贬不一。孟诗多苦语，他和贾岛都以苦吟著称，苏轼称他们为“郊寒岛瘦”，因此后世论者把他们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孟郊诗为“元和体”一种，唐人李肇《唐国史补》有“学矫激于孟
郊”说。宋代江西诗派瘦硬生新的风格，也受其影响。宋人宋敏求编录《孟东野诗集》，10卷，存诗511首，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
- 《何博士备论》为宋代重要兵书，原为28篇，今有27篇，分别论及先秦至唐代重大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多有卓识，论理雄辩，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记其所可仇故也。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使之骈首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莫害于为衡。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从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衡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三国速被灾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噫！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画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嗟乎！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
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之也。图拒以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
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乡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鹜，以婴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常率百万之师傅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土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 或曰：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归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夫秦有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讥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王天下者，其资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
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袭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ㄏ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氏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其有，此所以亡耳。
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霸上。其画婉矣。乃怵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奠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复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
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以知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知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知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
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究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杀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安甘为濞役也？
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而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彷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兵长驱，遂历阳城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有乐战而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蹙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
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弱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
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奋，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待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味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而猥曰：“文、景为是慈俭爱民，而武帝黩于兵师祈祀。”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遇以汉武之厚于赏功，自卫、霍之出，克敌而取侯封者数十百人，广之吏士侯者亦且数辈，而广每至于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当幕府之责。当时、后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窃尝究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虽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职者，可战也。未有以致其职，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战也。盖私者在士，而职者在将。在士者难恃，在将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昔者，司马穰苴卒然擢于闾伍之间而将齐军，一申令于庄贾，而三军之士莫不奋争为之赴战，遂一举而摧燕、晋之师。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号令，斩其后期，众皆莫敢仰视，遂以其兵起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岂复所谓素抚循之师者哉！以其得治军之纪律，能使夫三军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广不求诸此，乃从妄人之谈，而深自罪悔于杀已降，以为祸盖莫大于此者，亦已疏矣。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制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冒顿单于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
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汉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
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徙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广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汉武之于李氏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以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谲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古之豪杰，遭天下之变乱，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拨乱之志。其兵力威势，亦足以就功成业业者。已而，一旦肝脑屠溃于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为天下笑者，何也？怙气而易人，矜众而忽祸，卒然而发于心意之所不及故也。
昔者，王莽之盗汉也，而刘氏宗属诛夷废锢，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驽不肖、习为佞媚苟生而已。独伯升愤然有兴复绝绪之志，收结轻侠，起以诛莽，虽莽亦深惮之。方其起也，独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之兵以助其势，而光武之师亦倡于宛，是以斩甄阜、梁邱赐，而破严尤、陈茂之师。不数月，而众至十万，其势振矣。于是豪杰相与议立汉宗，以从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惮其威明，且乐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争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寻、邑百万之众。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诛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将帅，故群盗耳。方吾之起而借其兵，已而连却大敌而拥众十万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乐也，举而属之驽弱之更始，则三军之权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权分于人，而又固争，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诛矣。昔者，吕后之欲王诸吕也，以问其相王陵、陈平。王陵力争，而陈平可之。夫王陵之争，将欲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不知陈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争也，未所以自安矣。虽然，伯升之心固未尝忘新市、平林之与更始也。惜其抚机而不知发，而为人发之，此其死而不悟也。
宋义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其意固在乎项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发而诛之。使其不先发，即羽亦诛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负之耶，孰若蜀先主之于刘璋、李密之于翟氏也？璋举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为鼎足之资。人不非其负璋，而与其得取蜀之机也。密始臣于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间言，密即诛之，其权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举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寻、邑之势，勒兵誓师，以戮新市、平林之骄将，而黜更始，则中兴之业不在世祖矣。
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妇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于负人而终为人之所负者，以其相伺之机，间不容发故也。世祖之连兵决战不及伯升，而深谋至计乃甚过之。盖伯升类项羽，而世祖类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复大业也。始伯升之见杀，而世祖驰诣更始，逡巡引过，深自咎谢，不为戚伤。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资成矣。乃徐正其位号，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长安。使其遂形愤怏不平于伯升之祸，则亦并诛而已矣。
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者，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必胜之军也。然有时而至于败者，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必败之道也。然有时而至于胜者，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夫兵多在敌者，智将之所贪，而愚将之所惧也。兵寡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惧，而我贪之，恃吾有以覆其骄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为数千之弱者，易能也。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难能也。何者？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弱而奋，则奋者其气也；强而懈，则懈者其情也。于气则易乘，于情则难率。因易乘之气而激之，故有以寡而胜者矣；就难率之情而驱之，故有以多而败者矣。是以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苟非所胜任，虽多而累矣。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而其自谓，则虽多而益办也。是以古之善将者，其用百万如役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著，有术以用其锋故也。赵括一用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败于众也。王翦必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荆者，办于多也。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濉水为之不流。此将逾其分，而韩信之所忧也。曹公之于兵也，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白首于兵，未尝不以少敌众也。卒丧赤壁之师，而成刘备、周瑜之名者，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
方寻、邑百众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顾人莫之测耳。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规以诛莽以复刘氏，而世祖乃独事田业勤稼穑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谨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宾客，绛衣大冠而起于宛，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然于莽之世，而为伯升之所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其权术也；卒然而起，绛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呜呼！英雄若世祖者，为难及也。
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
方二袁之起，借其世资以撼天下。绍举四州之众，南向而逼官渡；术据南阳，以扰江淮，遂窃大号；吕布骁勇，转斗无前而争衮州。方是之时，天下之窥曹公，疑不复振。而人之所以争附而乐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视敌甚轻，为无足虞。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窥伺间隙者所起之时也。然而曹公晏然，不为之深忧而易计者，亦失于负智轻敌之已甚，是以数乘危而侥幸也。虽然，于势不得不起者，盖刘备在所必征，袁绍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于徐州之与官渡。使其人之谋我，而我亦将有以应之，未有乎颠沛也。至于乌桓之役，则其轻敌速寇，而苟免祸败者，固无殆于此时也。夫袁绍虽非曹公之敌，亦所谓一时之豪杰，横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争天下，一旦摧败，卒以忧死。而其二子孱驽不肖，曹公折棰而驱之，北走乌桓，苟延岁月之命，虽未就枭戮，亦可知其无能为矣。方是之时，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孙权、刘备觇伺其后，独未得其机以发之耳。而操方穷其兵力，远即塞北，以从事于三郡乌桓为不急之役，侥幸于一决。呜呼，可谓至危矣！使刘表少辨事机，而备之谋得逞，举荆州之众，卷甲而乘许下之虚，则魏之本根拨矣。曹公虽还，而大河之南非复魏有矣。然则操之数为此举而蔑复顾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虽易之可也。今提兵万里，后皆寇仇，而前向劲敌，且甚易之而不顾者，亦已大失计矣。刘备之不得举者，天所以相魏耳。
嗟乎！人唯智之难能。苟惟获乎难能之智，加审处而慎用之，则无所不济。今乃恃之以易人，则其与不智者何异？曹公所以屡蹈祸机而幸免者，天实全之耳。后之人无求祖乎曹公，而谓天下之可易也矣。
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馀；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
昔之君臣，相择相遇天下扰攘之日，君未尝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尝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惮者，何也？君非有恶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权略之足以贰于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惮之也，惮其刚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惮之所由生也。虽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无所当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惮，以其得无所当惮之君。昔者蜀先主之与诸葛孔明，苻坚之与王猛是也。 至于曹公之与司马仲达，则忌惮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达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达惮。天下之士，不应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达一不起，已将收而治之矣。仲达之不起，固疑其不为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为己用。此相期于其始者，固已不尽君臣之诚矣，则忌、惮何从而不生也？虽然仲达处之，卒至乎曹公无所甚忌，仲达无所甚惮者，此所以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资也。人之挟数任术若荀文若者几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为蓍龟者也。公之欲迁汉祚也，于其始萌诸心，而仲达启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直言，而不能救其诛；仲达卒为之腹心，而遂去其惮。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业也，将师四出，无一日而释甲。而仲达独以其身雍容治务而已，未尝一求将其兵，虽公亦不以为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无忌，仲达固已无惮，天下始甚畏之，犹公之不亡也。由是观之，仲达之以术略自将其身者，可得而窥哉。奈何诸葛孔明欲以其至诚大义之怀，数出其兵求与之决于一战以定魏、蜀之存亡哉？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军利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其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诛曹爽者，足见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仲达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达语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昔曹公攻邺，袁尚以兵救之，诸将皆以归师勿遏，当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则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战擒之。卢循反攻建邺，宋武策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当避之；回泊蔡州，则成擒耳。”循果泊蔡州，一战而走之。亮之趋原，与袁尚之循西山、卢循之泊蔡州等耳。盖锐气已夺，固将畏而避人，不足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岁之出，其兵不过数万，不以败还，辄以饥退。今千里负粮，饷师十万，坐而求战者，十旬矣。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懦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系。通之以情，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系之以迹，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夫以人为是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践者，于今为非；以人为非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者，于今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系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践与矫者，适足以为祸悔之资也。
昔卫青之击匈奴，其裨将苏建尽亡其军，于令当斩。青以不敢专诛于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权，得所以为臣与帅之顺道也。皇甫嵩讨贼梁州，董卓副之，贼平，诏卓以兵属嵩，卓不受诏，挟兵睥睨。人皆劝嵩诛之，嵩不欲其专诛于外也，而以状闻。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盖以卫青不戮苏建，获恭厚之誉，遂系迹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舍卓者，于今为纵寇也。邓艾之伐蜀也，出于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乘危决命，卒俘刘禅，可谓功矣。然其心气阔略，以为阃外之任，当制威赏。乃大专拜假，至欲擅王刘禅，留西不遣。虽司马文王以顺谕之，犹不见听。是以钟会得入其间，以及于诛而不悟也。夫艾之专制者，非出于他也，盖以皇甫嵩常要誉求全而失于董卓，故蹈后悔，遂系迹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嵩者，于今为召祸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专系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祸悔之集也。
观艾之为将也，急于智名而锐于勇功喜激前利而忘顾后患者也。艾常以是胜敌矣，而卒结祸于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钟会以十万之劲而趋剑阁。姜维以摧折之师，惫于奔命，虽能拒扼，而终非坚敌也。艾为主帅，不务以全策縻之，乃独以其兵万人，自阴平邪径而趋江油，以袭刘禅。盖出其不意，而行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凿山险，治桥阁，岩谷峻绝，士皆攀缘崖木，投堕而下。又粮运不继，而艾至于以毡自裹，转运而下。呜乎！可谓危矣。士皆殊死决战，仅获破诸葛瞻之师，而刘禅悸迫，即时束手。使禅独忍数日之不降，以待援师之集，则艾为以肉齿饿虎矣。艾一不济，则钟会十万之师，可传呼而溃矣。艾以其身为侥幸之举者，乃求生救则之计，非所谓取乱侮亡之师，而亦非大将自任之至数也。是役也，非艾无以取胜于速，而其胜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于溃败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将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应听于其内，然后可与胜期而功会也。唐李之入蔡以取吴元济也，以其有李之为乡道故也。使其无应听之主，则亦何能乘危而侥幸也？西汉中兴之名将，无若赵充国，史称其沈勇有大略。观其为兵，期于克敌而已，每以全师保胜为策，未尝苟竞于一战。故其居军无显赫歼灭之效，卒至胜敌于股掌之上。安边定寇，皆出其画，而独收其成勋，他将无与焉，几于所谓无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观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术之致然也！ 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有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迨，使无失乎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皆是也。 昔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视而起于中州者，若袁、曹、刘、吕，皆负其奸豪之资，求因时乘变以济所欲。特孙坚激于忠勇，投袂特起于区区之下郡，奋以诛卓，虽卓亦独惮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始坚以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时调给，坚责以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之，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坚不遂据之以治军整卒，命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乃反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此坚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将，皆拥据州郡，众合数万，然无敢先发以向卓者，独曹公与其偏将遇，遂以败北。而坚独以其兵趋之，合战阳人，大破其军，集其锐将。卓深震惮，乃遣腹心诣坚和亲，咸令疏其子弟胜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坚阳合而阴伺之，差其宗亲苟胜军事者皆列疏与焉，使得各据土握兵以大其势，徐四起以蹙之，则其取卓易于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诛卓，使之愤惧，遂残污洛阳，劫持天子，西引入关以避其锋而穷其毒。此坚之二失也。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则何至于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义足以为天下之所归往者，然后从之。袁术徒膺藉世资以役天下，其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坚已驱卓而收复雒阳之残坏，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势之便，以观天下之变。乃还军鲁阳听役于术，为之崎岖转战以搏黄祖，卒殒其身于襄、汉之间，无异士伍。此坚之三失也。夫一举事而三失随之，则其功业违矣。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竞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馀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
夫三国之形，虽号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虽不能遂并天下，盖不失其为雄强；吴、蜀虽能各据其国，然不免为雌弱。权惟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抚循，而外加备御而已。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而魏人之加于我，亦尝有以拒之，未尝困折，是以终权之世而江东安。由是观之，则权之为谋，审于诸葛武侯之用蜀矣。 或曰：刘备之争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人巴蜀，此所以据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欤？曰：有之也。备非特委中原而趋巴蜀也，亦争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备之西者，由智穷力惫，盖晚而后出，于其势之不得已也。
方其豪杰并起，而备已与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备将兴复刘氏之大业，其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无以暂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孙权之兵轧之也。备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刘表也，始得孔明于羁穷困蹙之际，而孔明始导之以取荆、取益而自为资。孔明岂以中州为不足起，而以区区荆、益之一隅足以有为耶？亦以魏制中原，吴擅江左，天下之未为吴、魏者，荆、益而已，顾备不取此，则无所归者故也。是以一败曹公而遂收荆州，继逐刘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虽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荆州之壤，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自其势而言之，以吴而取荆，则近而顺；以蜀而争荆，则远而艰。蜀之不能有荆，犹魏之不能有汉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孙权暮求其荆州。权之求之也，非以备之得蜀而无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争下，不若乎吴之顺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盖备一不听而权已夺其三郡，备无以争，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孙权之窥听其后，为之镇抚则安，动复则危。亮不察此，而恃关侯之勇，使举其众以北侵魏之襄阳。故孙权起蹑其后，杀关侯而尽争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后备之所有，独岷益耳。虽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轻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备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则亦不知所以税驾矣。备之既死，举国而属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
夫蜀之为国，岩僻而固，非图天下者之所必争。然亦未尝不忌其动，以其有以窥天下之变，出而乘之也。虽然，蜀之与魏，其为大小强弱之势，盖可见也。曹公虽死，而魏未有变，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备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共心，使其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为兵者，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而取胜也，皆出于奇。孔明连岁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遂至于徒归。而不以吾小弱而向强大，未尝出于可胜之奇。蜀师每出，魏延常请万兵趋他道以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愤惋。孔明之出者六，盖尝一用其奇矣。声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关辅大震，卒以失律自丧其师。奇之不可废于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务此也。此锐于动众而无其智以用之也。呜乎！非汤、武之师而恶夫出奇，卒以丧败其众者，可屡为哉？虽然，孔明不可谓其非贤者也。要之，黠数无方，以当司马仲达则非敌故也。范蠡之谓勾践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
扫境内之众而属人以将，持疏远之身而将人之兵，于君臣授受之际，皆危机也。善任将者，不以其兵轻属于人；善为将者，不以其身轻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于臣而使之将，臣必有以深得于君而为其将，故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君臣皆获令名于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孙武之于吴王阖闾，田穰苴之于齐景公，周亚夫之于汉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吴王也，王试之以妇人。武即因其所以试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爱者。武固知夫深宫之妇人且安王之宠，岂尝知桴鼓之约束，而严将军之令哉？然必斩之而不释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诚心，所以信我者固与不固也。吴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孙武之善兵，遂卒将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为其将。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而吴以强霸。齐景公以田穰苴之为将军也，受钺之始，因请其宠臣庄贾以监其军。穰苴岂真以人微权轻，而有赖于贾哉？其意固已在乎贾之戮也。贾虽差顷刻之约，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诛者，非有忍于贾也，姑借其死以探齐君之诚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笃与否也。景公果贤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晋之师，而还其所侵。汉文严三将军之屯以备边，躬劳其军。至于细柳之亚夫，虽天子之诏，而屈于将军之令。方是之时，细柳之士徒知亚夫之威，而不知汉文之尊也。岂亚夫于此悖君臣之分，而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诚心，以占其待我者至与未至也。汉文果高其才，属于景帝，以为可以重任，而亚夫亦以阃外之事自专。故七国之反，总制其军，遂能固拒救梁之诏，而平关东之变。世之浅者，徒见夫三人得徇众立威之道，曾不知其为术也微，非特主乎徇众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结其心，不可以间离毁败，而以勋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
甚矣！陆生之不讲乎为将之术也。机以亡国羁旅之身委质上国，于术无所持，于气无所养，徒矜才傲物，犯怒于众。司马颍强肆不君，举犯顺之师，岂足为托身之主哉？机以怨仇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军，而众至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机内无术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无权以济其所以属我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拟管、乐。临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仆虏，而机不以为戮而舍之。以是而将，用是而战，虽提师百万，孰救其败哉？故鹿苑之溃，死者如积，众毁因之，遂致其诛，为天下笑。才不足胜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举踵，则颠踣随之。乃归祸于三代之将，岂不缪欤？或曰：机虽世将而儒者也，军旅之事，非其素所长者，遂丧其师。此王衍、房之徒皆以招败也。嗟乎！以儒而将至乎丧师者，才不足以任将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将，将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无恶其儒也。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至若机者，适足以杀其躯而已，何足道哉？
神器之重，有以自归而后收之，有以力取而后得之。自归而后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后得之者，秦、汉而下是也。夫归我而收之，与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间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异者焉！然则享天下者，亦观夫所取之道如何耳。
魏之取汉，异于汉之所以取秦；晋之取魏，异于魏之所以取汉。魏示晋以所取汉之迹，晋袭魏以所取魏之权。是晋之取魏者，魏启之也。晋将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执魏之权。魏徒见权之去我而在晋，犹昔之去汉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输之，乃自谓所当然者。故晋于得魏之迹，无以异于魏得汉。而于所以取魏之道，最为无名，盖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虽然，晋室之祸，亦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昔者秦为无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杰相与起而诛秦。秦亡而汉得之，是汉无所负于秦也。东汉自董卓之乱，天下痛其祸汉之深，相与建议歃血起而诛卓者，凡以为汉也。卓既诛矣，而曹操、二袁乃始连兵相噬，以争天下而求代汉。曹操先得挟汉之策以令天下，终于汉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犹有负于汉也。汉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虽然，微曹操则汉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窃取之也。操收天下于二袁窃取之中，是汉尝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则魏犹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汉，异乎汉之取秦也。至于晋也，则不然。自司马仲达已韬藏祸奸于操之世，操尝悟之而不自决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于操之亡，乃稍以立其盗权之功，遂收其权而私制之。所谓盗权之功者，盖东定辽东而取孟达，南摧王凌而内诛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续其既绝之大勋，若魏之于汉也。盖知夫魏之取汉，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窃收其权，更四世而固执之。至于一旦取魏于偃然无事之间，而天下之人亦安之于无可奈何，是最为无名，而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及夫晋之宗室内叛，烽烟外起，至于陵夷而不可胜叹者，亦魏有以遗之。魏亡公族之恩，虽号加侯王，而无尺土一民之奉。晋人取而代之，矫其无枝叶之庇，于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专国之权。一旦八王内相屠噬，至于祸结不可胜解，而群盗乘之关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众而错居之，以捍蜀寇。至于近发肘腋，不可胜救，以成永嘉之祸。由是观之，则凡晋室之大变，皆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
昔者五胡之祸晋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积之，乃在于数百岁之淹缓。国更三世，而历君者数十。平居常日，不见其有可窥之形，是以一发而莫之能支。夫非无形也，盖为祸之形常隐于福，为福之形常隐于祸。人见其为今日之祸福而已，不就其所隐而逆窥之。是以于其未发，皆莫睹其昭然之形。此其为祸至于不可胜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职来贡。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四国之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与夫备物盛礼之观，而隐寓其羁縻勿纵之义，甚深远也。后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悦其向服也，因内徙而亲之。其事肇于汉之孝宣，渐于世祖，而盛于魏武。或空其国而罢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为寇敌之捍。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谓世主之大欲，国家之盛福矣。不知积之既久，而大祸之所伏，一旦汹然若决防水，莫之能遏。晋为不幸而适当之，以其平居常日不睹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击匈奴之威，令五单于内争，始纳呼韩邪之朝。元帝时请罢边备，赖侯应之策，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元帝虽报谢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顾，汉亦甚悦其来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纳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为彼有。加徙叛羌，错置三辅。魏武复大徙武都之氐以实关畿，用御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晋而近在肘腋矣。于晋之兴，大率中原半为敌国。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皆趋华美；而其逞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亦无时而变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国者几二百年。所谓发于迟而为毒深者也。虽然，彼之内徙而听役也，亦迫于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尝不怀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国羁拘而贱侮之也。是以刘猛发愤而反于晋，事虽不济，而刘氏诸部未尝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间非无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渐，为子孙后世之虑。然皆安其内附，或乐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鸠合而收役之。虽有失为祸之形，皆不为之深思远虑，就其所伏而消厌之。由晋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吴会，遍抚天下，固无藉乎夷狄之助矣。苟于此时，有能探其所伏之祸
- 吴兢
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701—704），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为史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保存至今的吴兢几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迹，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对当时政治局势较有影响之作。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阴谋之事连接不断。一时朝中人人自危，气氛恐怖。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是一场阴谋。他功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由于吴兢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终于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薄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土，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诗二首。
- 许仲琳(约1567—1620),亦作陈仲琳,号钟山逸叟,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人,明朝小说家。著有《封神演义》。活动于于隆庆、万历年间。生平事迹不详.有些学者,专家以为许仲琳仅是别人托名,《封神演义》可能另有他人所著,到底是谁,尚有争论.现将有关资料汇集如下。 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卷七中引用林樾亭的话说:从前有个读书人,在他大女儿出嫁时用尽了家财,二女儿因此很埋怨,这位读书人安慰她别耽心,后来就根据《尚书 武成篇》中"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之类的话语,敷衍成了《封神传》一书给二女儿作陪嫁.二女婿将书稿出版销售后,竟获得了很多财富.但梁章钜在他的《浪迹续谈 卷六 封神传》中说法又有差,他仍沿用林樾亭的话,说《封神传》是明代一位饱学儒生所作,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足而三.两种说法,一说作者为利,一说作者为名,大致可以肯定作者是一位比较有才华的读书人.有人认为《封神演义》系王世贞所作,说王世贞写了《金瓶梅》,被朝廷得知后,命令他将书稿献给皇上看.王世贞担心不妥,通宵达旦写了部《封神演义》,代替《金瓶梅》上呈.王世贞因疲劳过度,连头发也变白了.这些传闻因无可靠证据,不足为信.现知最早的《封神演义》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金阊舒载阳刊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书中卷二题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即为许仲琳.但这是孤证,而且许氏生平事迹均无知晓,到底他是不是作者,还很难断言.《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云:"《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本世纪30年代,张政烺考订"元时"系"明时"之误.根据咸丰年间的《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人物志"的记载,陆西星,字长庚,江苏兴化人,聪明过人,颇具才华.他博览群书,文章娴熟,又工于书画,能领悟性命天道之类深奥的道理, 与著名文人宗臣等都以才名冠绝当时.多次参加乡试,都未能获取好成绩,于是抛弃儒服,头顶黄冠作方外游客,几次碰到高人异士,学了不少仙真秘诀,后来撰写了数十种有关仙释的书籍,并为《庄子》作注,名《南华副墨》.不少学者认为,陆西星擅长文章,又精通释道,以他的经历修养,应该是《封神演义》最合适的作者.但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说,《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明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卷二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仲琳为南直隶应天府人，始末不详。余皆不题撰人。《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云：“……元时道士陆长庚撰”，张政良谓“元时”乃“明时”之误，长庚乃陆西星字。西星，江苏兴化人。诸生，所著有《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等，《明广陵诗》卷二十二选有西星诗二十四首。
明金阊舒载阳刊本。首李云翔为霖甫序，图五十叶。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藏日本内阁文库】清复明本，别题《封神传》，图二十叶，半叶十五行，行三十二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蔚文堂复明刊本，别题《商周列国全传》，“钟伯敬先生评”。半叶十五行，行三十二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上二本均载长洲周之标君建序。文中“玄”、“胤”皆不讳。“四雪草堂订正本”题“钟敬伯先生原本”、“四雪草堂订正”。图五十叶，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板心下题“四雪草堂”，首康熙乙亥（三十四年）褚人获序。【藏北京图书馆】康熙三十四年序善成堂藏板本，有图三十二叶，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藏辽宁图书馆】乾隆四十七年茂选楼刊本。
-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孥是取。永兴逆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凌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难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题自临兰亭后
向见邢太仆家所抚定武兰亭，一味整齐标致，较今诸所引行兰亭颇悬都鄙，比之唐临绢本则不无安勉之别矣。及见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及褚河南临本，于今野本天渊绝也。始想书评龙跳虎卧之语，非无端造此景响虚誉，今人抹索不得也。褚临本已尔，不知右军真迹复当奈何。吾悬拟龙跳似之，尚恐虎卧不尽其变。
跋孔宙碑
缓案、急挑、长波、郁拂八字，颇尽隶书之微，若翘首、扬尾、直剌、邪制，又专指八分玺法，直邪全似用刀矣，而劲笔亦尔。
散论
作小楷，须用大力，柱笔著纸，如以千金（斤）铁杖柱地。若谓小字无须重力，可以飘忽点缀而就，便于此技说梦。写黄庭经数千过，了用圆锋，笔香象力，竭诚运腕，肩背供筋骨之输，久久从右天柱涌起，然后可语奇正之变。
小楷走波不难，而勒落尤难，刻亦难之，此法书者，勒者，皆等闲置去。
写字只在不放肆，一笔一画，平平稳稳，结构得去，有甚行不得。静光好书法，收此武拔甫数纸，皆是兢业谨慎时作，惜乎死矣。静光颇学此笔法，而青于兰矣。 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字为如何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手熟为能，迩言道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
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焕焕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室家之好。
唐林曰：此为董文敏说法。
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
吾极知书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纸笔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笔至，天也，笔不至而神至，天也。至与不至，莫非天也。吾复何言，盖难言之。
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按他古篆隶落笔，浑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乱而终不能代为整理也。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然变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变出。但能正入，自无婢贱野俗之气。然笔不熟不灵，而又忌亵，熟则近于亵矣。志正体直，书法通于射也。元阳之射而钟老竟不知，这不亵之道也，不可不知。 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朔而临争座，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老来不能作小楷，然于黄庭，曰厉其微，裁欲下笔，又复千里。
字与文不同者，字一笔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为古人作印板，当得谓之文耶？此中机变不可胜道，最难与俗士言。
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
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
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皆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儓之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即兰亭一记，世之脍炙定武之一，以余视之，无过唐临绢本。此可与知者言，难与门外人语。若以大乖论之，子敬尚不可学，何况其他。开米颠一流，子敬之罪；开今日一流，米家之罪。是非作者之罪，是学之者之过也。有志者断不堕此恶道。此余之妄谈，然亦见许有瞻有识之同人，不敢强人之同我也。
凡事天胜天，不可期人，纯天矣。不习于人而自欺以天，天悬空造不得也。人者天之使也，勤而引之，天不深也，写字一道，即具是倪，积月累岁自知之。
混目冒躁之士，曰粗豪，粗非豪也。果豪矣，必不粗也。且道卯君中书者，喜其粗耶，亦属其锐而长耶？如以粗也，缉羊牛毛如指、如臂、如腹，何难？岂不中用哉？何必兔脊狸背鼠须之选也。
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今所行圣林梁鹄碑，如模中物，绝无风味，不知为谁翻抚者，可厌之甚。
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适发明者一笑。
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时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然此中亦有不传之秘。强做解人又辄云能辩吾父子书法，吾独为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笔放、满黑枒杈者为父，以墨轻笔韶、行间明媚者为子。每闻其论，正詅痴耳。三二年来，代我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我省劳。悲哉，仁径舍我去一年矣。每受属抚笔，酸然痛心，如何赎此小阮也。乙卯五月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