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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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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释

镉米 -简介

有一种大米，生来就有毒，它的镉成分严重超标，有人将其简称为“镉米”。中国10%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它们种植在受到污染的土壤上，长期食用这种“镉米”的当地居民出现一些怪病，除此之外，还有部分“镉米”进入市场流通。这件事直接牵扯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它的恶果已经渐渐显现。

由来

2009年发生的浏阳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让村民们将自己种出来的稻子与新闻中所说的“镉米”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炼锰或许不会带来更多的镉污染，但矿区长期存在的非法炼镍却可能是元凶。

由于“水系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造成水田无法耕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减收”。响塘乡共有1331.6亩水田受到严重污染，其中长安村便有549.3亩，完全绝收的面积又几占一半。由于长期矿产开采，当地的灌溉水源严重缺失。2000年池塘开始渗漏，到2005年夏天便完全干涸，导致周边农田无法灌溉，颗粒无收。现在，人们不得不从混杂着工业废水的沟渠中取水浇田。“土壤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矿山、冶炼、污水灌溉与污泥的施用。”中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其中尤以污水灌溉和矿山冶炼的累积为重点，“可以断定，长安村粮食的绝产与此有很大关系”。

“重金属一旦进入环境，尤其是进入土壤—水稻系统中就很难排除。过量的重金属在水稻的根、茎、叶以及籽粒中大量积累，不仅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及整个农田生态系统，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及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有村民甚至找到了一篇题为《土壤—水稻系统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现状和展望》的学术论文，越对照越笃信。

政府只能实行补偿，但黄运升说，即使按照乡上建议的每亩1440元补偿标准，“拿到的钱还是不够买米”。得知真相的村民们，悄悄地又将真相重新遮蔽起来。他们先是将收获的谷子卖给粮食收购站，然后自己再去购买外地来的商品粮，“自己种的稻谷即便能卖，也就百斤120元，而一斤东北米的价格至少是1.8元，但我们只能照买。”一位村民无奈地说。

这种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魔鬼，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近几十年间，类似镉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村庄上演。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故事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危害

48号魔鬼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刘占旗等研究人员，曾在2000年前后调查国内某铅锌矿污染区260名有20年以上镉接触者。其中84名接触者骨质密度低于正常，他们多数诉称身体有莫名疼痛，而最严重的22名接触者中有19名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和软化。

更有学者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南方某些铅锌矿区域中，人群癌症高发率与死亡率与土壤镉含量及镉超标大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产生怪病

痛痛病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软脚病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部分当事学者们修正了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在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现状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多位学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

镉超标污染范围

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

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潘根兴说，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表示，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四川德阳地区

中国地质大学2008年研究显示，绵竹、什邡等地居民大米、小麦镉摄入量超标2倍至10倍。

贵州铜仁万山特区

中科院地球化学所2010年研究显示，成人通过稻米平均每天摄入汞49微克之多。

广西阳朔兴坪镇

多位村民疑似“骨痛病”初期症状。

广东大宝山矿区

中山大学2010年研究显示，21个水稻品种镉和铅超标率分别达100%和71%。

湘西凤凰铅锌矿区

中科院地理所2008年研究表明，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湖南株洲马家河镇新马村

稻米镉污染主要来自一公里外的湘江。

辽宁李石开发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2008年研究显示，水稻中铅含量超标。

浙江遂昌

浙江丽水卫生防疫站1987年研究显示，遂昌金矿附近污染区稻米镉含量严重超标。

江西大余钨矿区

江西有色地质4队1997年研究显示，水稻镉超标。

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湘潭启动的修复项目建议，对业已超标淀粉类的农产品加工成燃料酒精;而受镉污染的农作物枝叶秸秆则用于生物质发电，竭力避免进入食物循环链。多位业内专家讲，在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前的2005年，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首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但调查数据仍未见公布。而问题在于，等待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并无相关的稻米检测机制，即使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陈能场博士说。

措施

镉污染超标，将会对人体的骨骼、肾脏造成危害，会发生“骨痛病”，造成肾脏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对镉的过多摄入，还会产生“颉颃作用”，妨碍吸收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锌的吸收。

那么，市面上10%的在售大米镉污染超标，是不是意味着一日三餐吃饭，存在着很大的骨痛病的风险?对此潘根兴教授解释说，即便是在售大米中有10%镉污染超标，也还是微量的，短期的食用并不会给身体带来风险，市面上的在售大米总体来说仍然是安全的。

而食用的风险指的是那些饮食结构非常单一，吃饭多，吃菜、饮食中蛋白质少，而且长期只吃某个产地的单一的稻米品种，而如果这种稻米品种恰恰又是“镉超标”大米品种的话，就会有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般来说又以“自种自食”镉污染土地上种植水稻的农民为更大。

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从肉眼上来识别哪种大米镉污染超标，但是只要在购买大米的时候，多选择不同产地、不同品牌的稻米品种，同时广泛地摄取其他的营养物质，杂地取食，多吃一些海产品、豆业等含锌较高的产品，都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而南方人则应该多搭配吃北方品种。

市面上镉超标的大米，超标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潘根兴教授的团队曾在学校里做过一项实验，发现杂交稻、超级稻的镉超标的风险比普通水稻更为严重。

专家们采集了能代表南方种水稻种植中性土壤乌栅土、一种为酸性的红壤性水稻土，还在一部分土壤里特意添加了镉元素，结果专家发现，在未加镉的土壤中，超级稻对镉的亲和力是常规稻的2.4倍，其籽粒中镉的含量是普通杂交稻的1倍多。而在添加了镉的土壤中，两种土壤中籽粒含镉量都明显增加，其中在乌栅土中，分别是未添加镉土壤的5—6倍;在酸性的红壤里，是未添加镉土壤的7—8倍。

潘根兴解释说，超级稻之所以镉污染超标更为严重，是因为它的根系发达，对于土壤中的镉具有明显的吸收趋势。

由于超级稻经过多次杂交，具有优势基因，对于土壤中的各种”营养”吸收更加充分，这也使得超级稻对于镉污染的吸收更为严重，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克服这一问题，而从目前来看，从保证粮食产量上来看，超级水稻是水稻种植的必然选择。

潘根兴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加强的是：对杂交水稻进行筛选和育种;研制控制酸性土壤中镉的途径;并在生产上根据作物品种，安排合理的土壤布局，特别是镉吸收强的品种尽量不在酸性或红壤性水稻中种植。

重金属镉污染出现在市售的稻米中，存在潜在的食用安全，“稻米镉超标”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在市民中引起了一定的恐慌。

在南京，市场上究竟有没有镉超标的大米?老百姓一日三餐吃饭是不是存在着“骨痛病”的风险?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潘根兴团队在几年前曾对中国多个县市的170多个市售稻米样品进行了随机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抽查中的10%左右的市售大米出现镉超标。

不过，潘根兴教授指出普通市民也无需过度恐慌，只要科学吃米，我们市面上出售的大米仍然安全，可以合理地规避镉超标带来的吃饭风险。

体制放大镜

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本刊记者在株洲新马村附近的新桥村采访时发现，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她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政府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政府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此外，政府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导致大米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更为突出。稻米并非多数西方国家绝对主食，但65%的中国人以稻米为绝对主食。有学者计算，即便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

镉米不设防

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受害，在几乎没有监管或者没有有效监管的现实下，重金属超标大米享受着让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数地方因为极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数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农，均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作物种类，包括稻米。广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桥村的农民，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种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属超标大米在市场上流通时被检出，政府部门通常没有对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给出意见。实际上，重金属超标大米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马村的大米并未被政府方面禁止对外销售，因此，虽然多数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当数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场。

近几年，由于国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属超标大米大概很难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县市以及乡镇的农贸市场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胜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检中，检出邛崃市瑞泰米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镉超标，要求两企业整改。按照中国现行的食品质量管理法规，两家企业因生产销售镉超标大米是违法的，接受处罚天经地义。但两家企业表达了委屈：第一，企业在购进大米时，本着就近原则收购，由于中间商的收购渠道复杂，无法判断哪个区域含镉，无法从进货原材料上控制;第二，镉超标与企业生产工艺没有关系，应与土壤含镉有关。

学者更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方面未在源头上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即允许在污染土壤上种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这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执行的。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一般认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属超标大米毕竟只是少数，由于不断更换所消费大米品种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属超标大米，危害也较小。但陈同斌及其同事多年观察发现，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

2006年，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在靠近株洲的湘潭城区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样，与其合作的长沙某医疗机构据此检测出一个吓人的结果：30%的人尿液镉超标，10%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标准需要专业治疗。由于种种限制，王没能开展更多的检测。有研究人员认为，那些镉超标的湘潭市民除了饮湘江水的原因，很难说没有镉超标稻米的影响，因为在湘潭市场上也购到过镉米。不管官员与民众愿意与否，多位学者认为，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即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成为事故多发地带。

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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