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宫闱史 第五十四回
作者：《宋代宫闱史》许慕羲
- 第五十四回进贤臣朝政清明黜奸党人民悦服话说太皇太后曹氏忽然患病，神宗连忙召医官诊治，并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匝旬之久，终未见愈。未几，遂即升遐有司援刘太后故事，拟定尊谥，为“慈圣光献”四字。神宗孝思纯笃，服侍太皇太后，曲意承欢始终无间。太皇太后待神宗亦极慈爱，闻退朝略晚，即亲至屏展间，守候盼望，有时或持膳饷帝。因此上慈下孝，中外同钦。
故例外家男子，不得入谒。太皇太后之弟曹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常白太皇太后，请使入见。太皇太后道：“我朝宗法，何敢有违！且我弟得跻贵显，已属逾分。国家政事，不可令其干涉，亦不准令其入宫。”神宗敬谨受命而出。至太皇太后抱恙，复由神宗申请，乃得引佾入见。谈未数语，神宗先起退出，意欲使佾可以略述言情。谁知太皇太后已对佾说道：“此非汝久留之处，应随帝同出。”
这两句言语，不但使曹佾伸舌，连神宗也为竦然。太皇太后既崩，神宗哀慕逾恒，几至毁瘠。一慈一孝，可以并传千古了。
元丰三年，神宗拟改定官制饬中书置局修定。至元丰五年，方才制定，改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郎，尚书左右丞。此时吴充已殁，遂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侍，郎章年惊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
当初定仪，原是仿照唐之六典，事无大小，皆由中书取旨，门下审复，尚书承行，三省分班，奏事并归中书。定议之后，将要施行。蔡确明知王珪糊涂可欺，便对他说道：“你做了多年首相，还怕中书令不属你么？”王珪也深以为然。蔡确又去密奏神宗，说是三省长官位分既高，不必另外置令，只要派左右仆射，分兼两省侍郎，就可以了。神宗便照他的主张，分派下来，他自己虽是次相，大权却在他的掌握之中。王珪虽是首相，却没有权柄，只得拱手听他号令，直至此时，方才知道上了蔡确的当，悔已无及！
那蒲宗孟原是个外官，并无学识，为了力行新法，善于迎合意旨，现在居然执政。这天神宗临朝，谈起人才难得的话来，蒲宗孟不待说毕，便越班奏道：“人才哪里没有？可惜都为司马光邪说教坏了。”神宗闻言，很为诧异，对他面上望了半晌，方才说道：“你不以司马光为然么？现在不用说别的事，单就辞枢密使一事而言，朕在位这些年数，只见他一个人，要是换了别的人，赶也赶不掉的。”宗盂听了，又羞又惧，几乎无地自容。不久御史参宗孟荒淫酒色，盖造房屋，僭逾制度，免职而去。那司马光虽然没有在朝，却成就了千秋事业。是什么事业呢？原来英宗在位的时候，即命司马光设局编纂《资治通鉴》，上自周威烈王起，下及五代止。
共分三百五十四卷，现在已经告成，进呈御览，神宗极为称许，升授资政殿学士，便存了令他入内执政之意。
哪知，次年正月，神宗忽然病重，群臣共请神宗早立太子，又请太后高氏暂同听政。神宗遂下诏，立延安郡王傭为皇太子，赐名煦。太子年才十岁，太后垂帘，一同听政，暗中叫内侍梁惟简，在家中做了一件三尺长的小黄袍带进宫来，恐仓猝之间，手忙脚乱，来不及预备。果然到了三月内，神宗便晏了驾，年三十有八。总计神宗在位，改元二次，共十八年。
太子煦即皇帝位，尊皇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是为哲宗皇帝。迫尊大行皇帝庙号曰神宗。葬永裕陵，晋封叔颢为扬王，頵为荆王；弟佶为遂宁郡王，佖为大宁郡王，俣为咸宁郡王，似为普宁郡王。
尚书左仆射王珪是岐国公；潞国公文彦博为司徒；王安石为司空，余官一律加秩，并赐致仕各官，带服银帛有差。太皇太后训政，首先传旨，遣散修京城役夫，止造军器，及禁庭工技，叛中外无苛敛，宽民间保甲马，人民大悦！这几道诏旨下来，都从禁中发出，王珪等并未预闻，及中旨民经传出，方才得知。
过不了几天，又下一道诏书道：先皇帝临御十有八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
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爱元元之意。 这诏书一下，都中御士大夫已知太皇太后之意，欲改繁为简，易苛从宽了。蔡确深恐与己地位不保，要设法迎合太皇太后。
因为高遵裕是太皇太后叔父，为了西征失律，待罪家居，便面请太皇太后，开复遵裕原宫。太皇太后听了，不觉凄然道：“灵武一役，先帝中夜得报，环榻周行，彻旦不寐，因此惊悸，遂致大故，迫原祸始实自遵裕一人。先帝骨肉未寒，我岂敢专徇私恩，不顾公义么？”蔡确碰了个钉子，吓得汗流浃背的退了出来，才知道太皇太后不是好惹的。太皇太后又诏罢京城逻卒，及免行录，废浚河司，蠲免逋赋，驿召司马光、吕公著入朝。 司马光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莫不尊敬，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即妇人女子，也都知大名神宗升遐。原要入临，因避嫌猜，不敢径行。适程在洛，劝他入京，司马光遂启程东进，方近都门，守门卫士都欢呼道：“司马相公来了！”当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居民住户，尽皆出外观看，沿街塞巷，都聚满了人。司马光坐在马上，为百姓拦住，不能速行，只得按辔徐进。那些百姓，都乱喊道：“司马相公这回来京，请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千万不可回洛了。”司马光见百姓们一唱一和，反觉疑惧起来，暗想：“我原怕招人忌妒，所以不敢前来，如今人民这样情形，岂不更令忌者有所借口。万一他们进起谗言来，说我买嘱百姓，意图入相，如何是好？”
当下向几个年老百姓安慰了一番，径向先帝灵前哭临过了，即从间道归去。
太皇太后闻得司马相公入都，正要询问要政，谁知待久不至，即令内侍梁惟简，驰骑追问。司马光请大开言路，诏榜朝堂。惟简复命，蔡确等已知其事，先创六议入奏：大旨说是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重机，或迎合旧令，上则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有一相犯，立罚无赦。太皇太后见了此议，又令人持往司马光观看。 司马光愤然道：“这不是求言，乃是拒谏。为人臣的，只好杜口不言；一经启齿，就要犯这六件事情了。”遂具疏列论，太皇太后即改诏颁行。果然不多几时，应诏陈言的，竟有一千多人。
太皇太后又下诏，令司马光知陈州，并起程颢为宗正寺寺丞。程颢受诏，正要起身，忽然患病而亡。程颢与弟程颐，受学周门，以道自乐，平时极有涵养功夫，不动声色，既卒，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莫不哀悼。文彦博采取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
司马光受了诏命，往陈州赴任，经过阙下，正值王珪病殁，辅臣以次递升，适空一缺，太皇太后即留司马光在朝辅政，命为门下侍郎，即日到政事堂办事。天下人民莫不欢欣鼓舞，都说这一来好了，司马相公入朝，王安石新法的困苦，可以除去了。蔡确等听了，便用个大的题目来压制道：“司马光难道不读书么？圣人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现在新君即位，还没有改元，就可以改变先帝的成法么？”司马光不觉笑道：“说这话的，才是真没有读过书的。试问当初圣人说这两句话，可是指天子说的么？天子以宗社为重，能够保守宗社，亿万年不坠，方可莫孝。先帝所行的政治合宜，虽传之百世，也应遵守。若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创的新法，害国病民，应当从速改变，如救焚拯溺一般，才是道理。况且太皇太后以母改子，并不是以子改父，有什么不可以呢？”众人无可辩驳，只得默然。
太皇太后又召吕公著为侍，读公著自扬州进京擢为尚书左丞，京东转运使吴居厚，继鲜于侁后任，大兴盐狱，暴敛横征，民不堪命，为言官所劾，贬谪黄州，仍用鲜于侁为转运使。司马光对同列道：“子骏甚贤，不应复令居外，但朝廷欲救京东弊困，非子骏不可，他实是一路福星，安得如子骏者一百人散布天下呢？”子骏乃鲜于侁表字，倪到任之后，即奏罢菜芜利国两冶，及海盐依河北通商，人民大悦！
有口皆碑。从此，司马光、吕公著同心辅政，革除新法，罢保甲，罢保马，罢方田，罢市易，贬前市易提举吕嘉问三秩，知淮阳军。吕党皆连坐贬谪，且谪州恕出知随州。
次年改为元祐元年，右司谏王觌，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左司谏苏辙，卸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皆连章参劾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章至数十上，乃免蔡确相位，出知陈州。擢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
司马光已经得疾，因青苗免役诸法，尚未尽除，西夏议亦未决，不觉诏道：“诸害未除，死不瞑目。”遂致书于吕公著道：“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以国事付公。”公著为白于上。太皇太后降诏，免光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人省。司马光辞不敢当，且道：“不见天子，如何视事。”乃改诏，令光子康，扶掖入对。这事情传至辽邦，辽主即嘱咐守边兵将道：“中国相司马光，你们遇事须要格外小心，切不可生出事来。”这就可以想见当日的声望了。
次年，青苗免役诸法，一概罢免。司马光又想起文彦博来，便入奏道：“文彦博，宿德元老，年虽衰迈，精神矍铄，仍可起用。”太皇太后便有用他为相之意，有人说：“彦博年老，宰相事繁，惟惟恐照顾不到。”因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至经筵，班在宰相之上。吕惠卿见正人满朝，自知无容足之地，乞求闲散。苏轼、王觌又连章参劾，乃发往建州安置。一时之间，将所有小人，驱逐殆尽，一切政事，尽复旧观。惟罢免役法时，司马光请复差役法。会苏轼已入为中书舍人，独请行熙宁初给田募役法，且条陈五利。监察御史王岩叟，说是五利难信，且有十弊。群臣又各是其是，议论纷纭。
苏轼本与司马光交好，便去见他道：“公欲改免役为差役，轼恐两害相均，未见一利。”光道：“请言害处。”轼答道：“免役的害处，是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从上聚，下必患钱荒，这害已经验过了。差役的害处，是百姓常受役于官，无暇农事，贪吏猾胥，随时徵比，因缘为奸，岂非异法同病么？”
司马光道：“依君高见，应当如何办法？”苏轼道：“法有相内，事乃易成，事能渐进，民乃不惊。三代之时，兵农合一。 秦始皇乃分作两途；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农出粟养兵，兵出力卫农，天下称便，虽圣人复起，不能变易。今免役法，颇与此相类，公欲罢去免役，仍复差役，正如罢长征，复民兵，恐民情反多痛苦了。“司马光终不以为是，苏轼退出。
次日，司马光至政事堂议政，苏轼又入言此事。司马光不觉怒情于色。苏轼从容说道：“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再三劝阻。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常闻公自述前情，今日反不许轼尽言么？”司马光起谢道：“容待妥商。”范纯仁也向光说道：“差役一事，不应速行，否则反恐病民，愿公虚心受言，所有谋议，不必尽自己出；若事必专断，邪人曲士，反得乘间迎合了。”光有难色。范纯仁道：“这是使人不能尽言了。纯仁若徒知媚公，不顾大局，何不少年之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富贵呢？”光乃令役人悉用现数为额，衙门用坊场河渡钱，均用雇募。 先是司马光决改差役法，以五日为限，僚属都嫌期限太促。 独知开封府蔡京，如约面复。司马光大喜道：“使人尽奉法如君，天下尚有何事不可办？”待蔡京退后，光遂信为可行，所以坚持到底。其实蔡京是个大奸巨猾，专事迎合意旨，初见蔡确得势，就附蔡确。后见司马光入相，就附司马光。这种反复小人，最能贻误国事。司马光是个忠厚长者，哪里知道他暗中的机巧呢？ 此时王安石宦居金陵，听得朝廷改革新法，毫不介意，乃闻罢免役法，不禁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停了良久，又道：“此法终不可罢，君实辈也太胡闹。”
未几病殁。太皇太后因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都称他为王荆公，因安石于元丰五年，曾封荆国公，所以沿称至今。
司马光、吕公著又共荐程颢之弟程颐，有旨召为秘书郎。
及入对，改授崇政殿说书，且命修定学制，于是诏举经明行修之士，立十科举士之法。哪十科呢？ 一、行义纯固，可作师表。二、节掺方正，可备献纳。三、智勇过人，可备将相。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学问赅博，可备顾问。七、文章曲丽，可备著述。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练习法令，能断清谳。 这十科条例，皆由司马光拟定，请旨颁行。
司马光因言听计从，愈加激发忠忱，事无大小，必亲自裁决，竟因政体过劳，日益清瘦，同僚以诸葛亮食少事烦为劝。
光慨然道：“死生由命，一息尚存，怎敢稍懈！”因此老病愈甚，不能起床，弥留时，尚呓语不绝，细听所言，皆是国事。
及卒，年六十八，遗折递入，太皇太后失声痛哭！哲宗也悲伤不已！赠太师，封温国公。
设奠之日，两宫车驾，亲来赐祭。京师百姓，要祭司马相公，为之罢市；连挑葱卖莱的，都到灵前来哭两声，磕个头；还有些没钱的人，情愿脱下衣服，典质了买陌纸钱来焚化。灵柩回陕州夏县时，有诏予谥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而行。沿路送的人，不知其数。还有些执着香跪拜号哭的，真是如丧考妣一般。到了安葬以后，都中和四方人民，尚画像祭祀，饮食必祝，可见他的德泽及民至远且深了。后人有诗咏他道：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著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
司马光殁后，吕公著为首相，一切用人，仍依司马光之意。
进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土。
苏轼自奉召入都，不过十个月，三迁清要，寻兼侍读，每人值经筵，必反复讲解，期沃君心一夕，值宿禁中，有旨召见便殿。太皇太后与他谈了几句政务，便问道：“卿前年为何官？”轼对道：“常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又道：“今为何官？”
轼道：“待罪翰林学士。”太皇太后道：“为何忽升此缺？”轼答道：“皆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隆恩。”太皇太后道：“并不为此。”苏轼又道：“莫非有大臣论荐么？”太皇太后又复摇首。苏轼惊愕道：“臣虽无状，不敢由他途希进。”太皇太后道：“这乃是皇帝遗意，皇帝每读卿文，必称为奇才！奇才！不过未及用卿，即便升遐了。”苏轼听罢，不禁感激涕零，哭至失声。太皇太后亦为泣下。哲宗见他们对哭，也忍不住呜咽起来。那些左右内侍，也不禁下泪，反觉得宫廷岑寂，良夜凄清。太皇太后见此情景，觉得不雅，遂停泪道：“这不是临朝时候，卿可不必拘礼，且在旁坐下，我当询问一切。”
未知所问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