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卷三十一·选举考四
作者：《文献通考》马端临
- ○举士
仁宗天圣二年，赐举人宋郊、叶清臣、郑戬以下及诸科凡四百八十馀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经学未究经旨，乞於本科问策一道。对者多纰缪，上以执经肄业不善为文，特命取其所长，用广仕路，并不黜落。国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与弟祁俱以词赋得名，时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时天下登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取士之路可谓盛矣。虽耄钝之士，数诎於试，後多收入仕版，谓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学，欲积举以应令，乃诏曰： “学犹殖也，不殖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於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於宽恩，遂隳素业，颓弛苟简，浸以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
景初，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闵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
石林叶氏曰：“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礼部故事。景中，稍厌其烦渎，始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王氏《挥麈录》曰：“韩忠献（亿）景中参仁宗政事，天下称为长者。四子仲文（综）、子华（绛）、持国（维）、玉汝（缜）俱礼部奏名，忠献启上曰：
‘臣子叨陛下科第，虽非有司观望，然臣既备位政府，岂当受而有之？天下将以为由臣致此，臣虽不足道，使圣明之政，人或议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为荣观哉！乞尽免殿试唱第，幸甚！’诚恳再三，上嘉叹而允所请。忠献既薨，仲文、子华、玉汝相继再中甲科，独持国曰：‘吾前已奏名矣，当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远方邪？’不复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荐持国疏云：‘曾预南宫高荐，自後不出仕宦。’其後仲文知制诰，子华、玉汝皆登宰席，持国赐出身，至门下侍郎，为本朝之甲族云。”
按：嘉二年御，试方令礼部所奏进士俱免黜落，知以前盖有过省而殿试不中者矣，故韩忠献诸子仲文、子华、玉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若嘉二年以後，则凡预礼部正奏名，皆为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贾昌朝言：“有亲戚事本州，及或为发解官，及侍父祖远宦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转运司选官类试，以十率之，取二人。”诏近臣议，而丁度等谓旧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於省，若二千里而赴试，或有不及，愿宽其期一月，听如昌朝说。由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
宝元中，李淑侍经筵，帝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後，俾以故事对。淑退而上奏曰：“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止试策，灭裂不尽其学，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至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试策。天宝十一载，进士试一大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後试策，五条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诗、赋。太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厥後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特系於幸不幸。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以一场得失为去留。”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庆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先後，诏下两制详议。知谏院欧阳言：“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试及取人之数，大约不过此）。是於诗赋、策、论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
选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试之官殆废寝食，疲心竭虑，因劳致昏，故虽有公心而所选多滥，此旧法之弊也。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误引事迹者（亦限件数），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於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选者不至大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策、论逐场旋考，则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劳昏，去留必不误）。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此臣所谓变法必须随场去留，然後可革旧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当博采（只可尽令试策），要在南省精选。若省榜奏人至精，则殿试易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细加详定，大概当以策、论为先。”
按：诗、赋不过工浮词，论、策可以验实学，此正理也。今观欧公所陈，欲先考论、策，後考诗、赋，盖欲以论、策验其能否，而以诗、赋定其优劣，是以粗浅视论、策，而以精深视诗、赋矣。盖场屋之文，论、策则蹈袭套括，故汗漫难凭；诗、赋则拘以声病对偶，故工拙易见。其有奥学雄文，能以论、策自见者，十无一二，而纷纷鹄袍之士，固有头场号为精工，而论、策一无可采者。盖自庆历以来，场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来为然也。故欧公之言，欲先试论、策，择其十分乱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务实学，且使司衡鉴者所考少则易精；又既工论、策，则不患其不长於诗、赋，纵诗、赋不工，而所取亦不害为博古通经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来，试进士皆以诗、赋、论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尝试策。天圣，晏元献公请依唐明经试策而不从。宝元中，李淑请并诗、赋、策、论四场通考，诏有司施行。不知试策实始於何年。当考。
知制诰富弼言：“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逾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时词学之臣，而又选馆阁才臣数人，以助考较，复有监守巡察、糊名、誊录，上下相警，不容毫之私，一长也。引试凡三日，诗、赋可以见词艺，论、策可以观才识，四方之士得以尽其所蕴，二长也。贡院凡两月馀，研究差次，可以穷功悉力，三长也。殿试考官滥取而不择，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篇，不能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礼部放榜则权归有司，临轩唱第则恩出主上，则是忘取士之本，而务收恩之末也。且历代取士，悉委有司，独後汉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年，始有殿试，此何足法哉！必虑恩归有司，则宜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庭，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所异矣。”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旋复殿试如旧。 上命侍臣条奏急务，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请精贡举，欲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诏近臣议，於是翰林学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学校，士不察於乡里，则不能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於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学校，则学者修饰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於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矣。”乃诏：“州县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为教授，不足则取於乡里宿学之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试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可为永式。”初，保宁军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条纤悉备具，诸生信爱，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为学令。是冬，诏罢日限。以余靖言广学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宽食贫之人，或者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故有是诏。
时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得人尝多。乃诏一依旧条。 嘉二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
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时上书者言：“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众多，势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废学数年；才学之士，不幸有故，一不应诏，沈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以此毁行冒法干进者不可胜数。宜岁一贡举，中分旧数而荐之。”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帝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为今之计，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而议者乃合奏曰：“臣等谓易以岁之法，无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举子不幸有疾病丧服之故者，不致久沈，且程文偶不中选，旋亦遇贡举，则无滞才之叹，而天下所荐举数既减半，礼部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矣。近年挟书代笔传义者多，因使权贵富豪之子得以滥进。盖由人众，有司无繇察，若人少，则诸伪滥势自不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其涂而进。”於是下诏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其不还乡里而寓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於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後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
时以科举既数，则高第之人倍众，其擢任恩典宜损於故，乃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前此前三名皆为通判）。其馀以次减降。”自是骤显者鲜，而所得人材及其风浸比旧亦浸衰。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 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连名。杨榜，不幸即死，王岐公、韩康公绛、王荆公安石连名。刘榜，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连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沈氏《笔谈》曰：“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分错，有司不能绳。觐见之日，先设禁闱於著位之前，举人皆拜於禁闱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馀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又曰：“礼部贡院试进士，设香案於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
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取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席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按：沈公所记典故，皆源於唐时，宋朝因之，至嘉时犹然。後来天下所解进士，非中选礼部，待对亲策之日，不得觐清光。而礼部试士之时，虽无所谓五经学究，然其所以待进士者，礼亦杀於祖宗之时矣。
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於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浸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於未行岁之法已前，四分取三为率，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恩典不增而贡举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诬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於京师，不复更归。其亦有身负过恶，或隐忧匿服，不敢於乡里取解者，往往和买监牒，妄冒户贯，於京师取解。自岁开场以来，远方举人惮於往还，只於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於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於其。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於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趋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缪滥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上习浮华，当先考行，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之臣，起於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项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於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於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公之说为是。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弃亲匿服、身负过恶者，皆素无行检之人，此曹虽使之生长都城，早游馆学，超取名第，亦未必能为君子。若以为远方举人，文词不能如游学京师者之工，易以见遗，则如欧、曾、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今传後，然亦出自穷乡下国，未尝渐染馆阁，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後工文艺者，皆剽窃蹈袭之人，非颖异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初，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额。诏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议之。
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问大义十道，以文解释，不必全记注疏，通七以上为合格；诸科以大义为先，黜其不通者。苏颂欲先士行而後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直史馆苏轼上议，略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於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他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
“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赵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於是卒如安石议，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诸科如许用旧业一试後，非尝应诸科人得创以诸科求试。其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向慕改业也。 按：科举不足以尽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来，入官者皆以是为进身之阶，及其人之贤否，则初不缘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进士，故天下举归之，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惟其所尚，又举而从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姚康撰《科第录序》言：“以颜、孔为心者，虽日视淫靡，莫能迁其操；以桀、跖为行者，虽日闻仁义，莫能治其性。 若膺乡举里选，亦此流也；若搜茂材异行，亦此流也。则何必目秀才为朴，名进士为薄邪。”盖唐人已有此论，即坡公之意也，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则於学者不为无补。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书纵尽善无可议，然使学者以干利之故，皓首专门，雷同蹈袭，不得尽其博学详说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则其拘牵浅陋，去墨义无几矣，况所著未必尽善乎？至所谓“学术不一，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则李斯所以建焚书之议也，是何言欤！
既罢明经、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试进士者。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惟尝应明经、诸科试在熙宁五年前者得试，非此类，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预刑法官试，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策问也。
叶祖洽对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考官苏轼疾其阿谀，因拟进士策一篇以进。
是年，南郊赦书，访求节行才识学术之士，诸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送舍人院试，而命以官。 熙宁初，诏：“进士、诸科经仁宗朝殿试，或进士、明经三举，殿试五举，省试下，诸科五举，殿试七举，省试下，并免解。因应举授诸州司士、长史、文学、助教、参军，不理选限。年未六十，注权入官。”三年，又诏：“景五年以前礼部试下，进士一举、诸科二举，年六十五，若递加一举，则不限年，州县以名闻，特与推恩。府、监举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识。进士七举、诸科八举、年四十、礼部尝奏名者，并特赴殿试，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一举以优之。旧止试论，至是，如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自同五经出身而降为九等，上等注官，次守选，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选限各有差。”
诏：“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得试於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使与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额。”
五年，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补官。
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命者，附锁厅试；非袒免以外，例许应举，国子监、礼部皆别试、别取，十人取五，试者虽多，解过五十人。廷试策问与进士同，而别考累举不中，年及四十以闻，而录用之。
六年，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
其後又诏进士第一人以下并试。初，诏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中书习学练亨甫言：
“高科任签判及职官，预一州之事，其於习法岂所宜缓？前此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矣。”乃诏悉试。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令，吴充曰：“汉儒陈宠以法律讲受，徒众常数百人。有律学在六学之一，後来缙绅，多耻此学。明法一科又徒能诵其文，罕通其意。近岁将补官者，必聚而试之，此有以见恤刑之意。”
旧制，进士诸科以甲次高下率钱期集，贫者或称贷。是年，始赐钱三千缗为期集费。 旧制，新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官，谓之《三经新义》。
先是，安石奏学官试文，且言黎亻先、张谔文胜而违经旨，帝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安石曰：“已令陆佃、沈季长训释《诗义》矣。”帝曰：“佃辈信能发明奥旨乎？”安石曰： “虽命之训，而臣实商度也。” 旧制，开封府发解三百馀额，国子监额不及其半。至是，合试而通取之。
九年，殿试进士。初，覆考官陈泽等考上一甲文卷失当，赎金有差。诏自今唱名尽四甲，而礼部正奏名上十人，未与者奏听裁决。
元丰元年，诏开封府、国子监举人并试，通取解额。其诸州不满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额，就一州考取。御史黄廉言：“别试所解试业《诗》者十人而取至四五，《书》之一经止取一人，等之业文，不应能否相绝如此。愿分经立额，均收其长。”诏自今《诗》、《易》悉占三分，《书》二分，《周礼》、《礼记》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讲官考试，诸生在学，熟知其平时议论趋向，则试文易投其好，而远士往往见黜。考官用监学讲授人。”诏差官日取裁。知谏院黄履言：“诸科旧试记诵，故口授为传义，重其法禁。今大义须文，岂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酿立告赏，证左又皆其徒，虑有诬枉，请改立法。”从之。
五年，先是，帝见黄裳所为文，爱之。至是，礼部奏进士，有裳名。及进读试策，在前列者皆不称旨。命求裳名，至未甲始见，乃擢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实赎金。
八年，济、博、棣三州诸科举人诉於礼部，言：“诸科旧额多归进士，仅有存者，又有以尽解新科明法。今试而中，无额可解。”於是常留诸科旧额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知徐州苏轼上言，乞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 （事见《胥吏门》）
哲宗元二年，更科场法。进士分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道，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不兼诗赋人许增治一经，诗赋人兼一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尚书省言：“近岁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患在治经者专守一家，不识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知解释，不通声律体要之学，深虑用之文从此遂息。
兼一经之内，可以为题者无几，有司所试，多其平日已尝宿为，若非议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礼部请置《春秋》博士，进士专为一经。又侍御史刘挚奏：“国朝取士，试赋、论、策，更百馀年，号为得人。熙宁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罢诗赋而改试以经，可谓知本。然今之治经，大与古异。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佐以庄、列、释氏之书，试者累辈百千，概用一律，其中虽有真知圣人本指，该通先儒旧说，与时尚不合，一切捐弃。且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否邪正，未可遽判。第从有司去取较之，诗赋有声律法度，故工拙易见，所从命题者广，故寡重复；经义命题不出此书，既可夙具，稍更数试，题多重出，既格律不严，难以一见判其高下，或时得窃他人之文以为已作。此於取弃难易之，科第当否，由之以分。愿复诗赋，与经义兼行，其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已之说，禁用字解、释典，以救文弊，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又言：“近制，明法举人试律令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明法’，中其选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进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礼义，而刑法仅以助之。旧制，刑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则犹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罢兼经，专试刑书，又所取比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试《论语》、《孝经》大义，仍裁半额，注官并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以闻。
左仆射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後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於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已者取，异已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异端。
若已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
至於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知杭州苏轼状奏：“据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诣臣陈状称：‘准元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谓学者久传经义，一旦添改诗赋，习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优待诗赋，勉进词学之人。然天下学者寅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就，不愿再有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多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难使捐已习之诗赋，抑令就经义之科。或习经义多少各以分数发解，乞据状敷奏者。’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浮虚，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既去取高下，不厌外论，而已得之後，所学文词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诗赋。而横议之人欲收姑息之誉，争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朝廷重失士心，故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於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据前件进士汪溉等状，不敢不奏，亦料诸处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参详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後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诗赋进士亦自兼经，非废经义也。”
又诏举经明行修科，分路立额，共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各用其州解额，无其人则缺之。
司马光奏：“乞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应经明行修科，与进士并置。程试一如进士，惟於及第後推恩优异，以劝勉天下举人，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窃料此法初行，其奔竞属请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有所赦，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谨择其人，不敢妄举。如此，则士之居乡居家，独处ウ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谨，惟惧玷缺有闻於外矣。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
王觌言：“人情进取相妨则相挤，若经明行修科本用其州解额，虽名实孚应，众必合意诋之。此科本以厚风俗，恐俗未及厚而反败之也。乞创额以消争进。”
权知贡举苏轼言：“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祖宗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至嘉中年，始尽赐出身，近岁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自该特奏而预正奏者，皆定著於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於人主，甚无谓也。”轼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举该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进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後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於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初政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馀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之极增重不已。”
八年，中书言：“御试请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馀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可见习赋者多。 於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後概试三题。”
绍圣元年，礼部已定御试三题条约，至三月，诏仍试策。又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仍除去《字说》之禁。又诏礼部，取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时有建言请於《诗》、《书》、《周礼》三经义中出题以试举人者。朝廷下其议，有司承意，谓为可行。既而右正言邹浩言：“三经义者，所以训经，而其书非经也。以经造士，而以非经之题试之，甚非先帝专用经术之义。”後出题讫依旧法。
徽宗崇宁三年，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国。肆朕纂图，制诏有司讲议其方，成书来上，悉推行之，设辟ń於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又与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劝励学者至矣。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於学校。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庶几复古。”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
四年，诏：“将来大比，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辟ń太学其亟以此意谕达远士，使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而士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不能辍身试补者，仅可从狭额应科举，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试兼与而两得，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时人议其法曰：“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故诏书及此而加以审订，未遽废科举也。 大观元年，诏举八行。
自元仿古，创立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艺文，取礼部试黜之士附恩科，其时御史既已咎其无所甄别矣。及八行科立，专以八行全偏为三舍高下，不内外，皆不试而补，则往往设为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厌，至於请徇私，尤难防禁。大抵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与名格相应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斥弛，公私交患苦之，不能谁何，乃借八行名称，纳之学校，使其冀望无罚应贡，则稍且自戢，而长史实恐缪举从坐，故宁使之占额不贡。以是知略实艺而追古制，其难盖如此也。
政和二年，亲试举人，始罢赐诗，改赐箴。先时，御史李章言作诗害於经术，自陶潜至李、杜皆遭讥诋。诏送敕局立法，宰臣何执中遂请禁人习诗赋。又诏士毋得习史学。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先是，崇宁以来，专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议不以为是，蔡嶷为翰林学士，慕容彦逢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为给事中，张琮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时务策并随事参以汉唐历代事实为问。”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称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时务策问并参以历代事实，庶得博习之士，不负宾兴之选。”未几，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言：“夫《诗》、《书》、《周礼》，三代之故，而史载秦、汉、隋、唐之事。学乎《诗》、《书》、《礼》者，先王之学也；习秦、汉、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学也。今近臣进思之论，不陈尧舜之道，而建汉唐之陋，不使士专经，而使习流俗之学，可乎？伏望罢前日之诏，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学，而不流於世俗之习，天下幸甚！”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为通儒。今再思之，纪事之史，士所当学，非上之所以教也。
况诗赋之家皆在乎史，今罢黜诗赋而使士兼习，则士不得专心先王之学，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经术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时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按：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观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
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群忄佥借正论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於迁、固、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差知举官五人。
是年，赐第八百馀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 先是，大观三年，宦者梁师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邓洵武之子、鸿胪寺丞雍进颁文可采，特令直赴廷试。自後此类颇多。
政和八年，嘉王揩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昴为首。 按：太宗时，李、吕蒙正之子御试入等，上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黜之，颜明远等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蕃掌书记，盖惟恐权贵占科目以妨寒也，今亲王得以为状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後官及第，上夺所授敕牒，勒归本局，诏今後吏人无得应举，盖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也。
今阉宦与其隶皆得以登甲科，盖至是祖宗之良法荡然矣。
王氏《挥麈录》曰：“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於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卷子，神宗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後无逾此岁之盛。” 钦宗靖康元年，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赐出身 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或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路：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总其大较，要有可考。熙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八等，有司以安度所试《绿竹诗》背王刍古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五年，祝康、李举之试经书、律令大义，而有司考之入优，遂以令赐明经出身。其後梁子野、黄葆光赐出身，遂同进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来献捷，帝喜甚，遂以赐之。其後赵迩在政和擒蛮卜漏，编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来奏，永裔亦得赐。八年，章荐大理寺丞欧阳发有史学，又得赐。九年，中丞邓绾荐遂州布衣冯正符受赐，己而绾败，正符亦坐附会追夺。元符元年，承务郎李景夏召对；三年，上舍生何太正应诏言事，皆特赐。崇宁二年，又赐右司郎官林摅、苏州进士俞焘等。明年，蔡京子攸亦与焉。四年，宋乔年察访熙河称旨；大观四年，开封少尹张叔夜皆以职事赐。政和中，小学生曹芬、骆庭芝以能文赐。自此达官贵胄既多得赐，又上书献颂得之者多至百数，不胜纪矣。靖康新政，惩奸臣蔽塞，凡行义有闻、议论忠谠，悉加赐以示好恶。张炳、雷观、陈东、尹享、邓肃相望得赐，而天下知所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