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卷六外篇一
作者：《文史通义》章学诚
- 方志立三书议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于侯国，其文献之征，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台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于古也。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为制度，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于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候国之书。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后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于《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后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云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后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于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于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于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
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或曰：自有方志以来，未闻国史以为凭也。今言国史取裁于方志，何也？
曰：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
◆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核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书并立，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簿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毫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核典章，发明大旨者也。
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征，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征》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于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或曰：选事仿于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
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征实事也。《文鉴》始有意于政治，《文类》乃有意于故事，是后人相习久，而所见长于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无多，既取经要之篇人纪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曰：既已别为一书，义例自可稍宽。即《文鉴》、《文类》，大旨在于证史，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名笔佳章，人所同好，即不尽合于证史，未尝不可兼收也。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诗》教自与《春秋》分辙也。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其稍有识者，亦知择取其有用，而慎选无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义，即此已为滥收，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倍增其艺文，犹嫌其隘矣。不为专辑一书，以明三家之学，进退皆失所据也。
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于风诗之流别，何谓也？曰：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书》曰：“诗言志。”古无私门之著述，经子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之不为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诸品者，古人始称之为文。其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者，古人称书，不称文也。萧统《文选》，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今仿选例而为文征，入选之文，虽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故附之于风诗也。 或曰：孔衍有《汉魏尚书》，王通亦有《续书》，皆取诏诰章疏，都为一集，亦《文选》之流也。然彼以衍书家，而不以入诗部，何也？曰：《书》学自左氏以后，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达其义而强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犹后世，济入已入于河，而泥《禹贡》者，犹欲于荥泽、陶丘浚故道也。 或曰：三书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废者，如《通鉴》之编年，本末之纪事，后此相承，当如俎豆之不祧矣。是于六艺，何所演其流别欤？曰：是皆《春秋》之支别也。盖纪传之史，本衍《春秋》家学；而《通鉴》即衍本纪之文，而合其志传为一也。若夫纪事本末，其源出于《尚书》；而《尚书》中折而入于《春秋》，故亦为《春秋》之别也。马、班以下，代演《春秋》于纪传矣；《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尚书》之遗法。所谓事经屡变而反其初，贲饰所为受以剥，剥穷所为受以复也。譬烧丹砂以为水银，取水银而烧之，复为丹砂，即其理矣。此说别有专篇讨论，不具详也。此乃附论，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于三书之外，别有《丛谈》一书，何为邪？曰：此征材之所余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余，栏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何邪？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于志后，或称余编，或称杂志。彼于书之例义，未见卓然成家，附于其后，故无伤也。既立三家之学，以著三部之书，则义无可借，不如别著一编为得所矣。《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
州县请立志科议鄙人少长贫因，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其间评骘古人是非，斟酌后志凡例，盖尝详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质，因体立裁。至于立法开先，善规防后，既非职业所及，嫌为出位之谋，间或清燕谈天，辄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怀阙如。然定法既不为一时，则立说亦何妨俟后？
是以愿终言之，以待知者择焉。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藉？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于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贰；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众，“书其敬敏任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坟衍、原隰之名”。是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巨细无遗矣。至于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大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于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后世史事，上详于下。郡县异于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于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
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后之文章，可无三代之遗制；三代以后之政事，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苟于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备哉？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间族党，以上于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帅正伯，以通于天子也。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犹三代比闾族党、长帅正泊之遗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于六科之外；而州县记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
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延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州县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征求。至于考献征文，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不复问之州县矣。夫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六部不由州县，而直问于民间，庸有当欤？则三代以后之史事，不亦难乎？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无三代之官守典籍，即无三代之文章；苟无三代之文章，虽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而经纶政教，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后世专以史事责之于文学，而官司掌故，不为史氏备其法制焉，斯则三代以后，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金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
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字，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搞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
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仿乡塾义学之意，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也。学校师儒，慎选老成，凡有呈纳，相与持公核实可也。夫礼乐与政事，相为表里者也。学士讨论礼乐，必询器数于宗祝，考音节于工师，乃为文章不托于空言也。令史案牍，则大巨讨论国政之所资，犹礼之有宗祝器数，乐之有工师音节也。苟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牍，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则是无质之文，不可用也。独于史氏之业，不为立法无弊，岂曰委之文学之儒已足办欤？
或曰：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由州县而达乎史官，其地悬而其势亦无统要，府与布政使司，可不过而问欤？曰：州县奉行不实，司府必当以条察也。至于志科，既约六科案牍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以为府志取裁；司吏必约府科之要，以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并蓄，参互考求，可以稽州县志科之实否也。至于统部大僚，司科亦于去官之日，如州县志科之于其官长师儒，录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详其始末，存于科也。诸府官僚，府科亦于去官之日，录如州县可也。此则府志科吏，不特合州县科册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为其司与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于史事，诚有裨矣。不识政理亦有赖于是欤？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蠢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不鲜也。谱牒不掌于官，亦今古异宜，天下门族之繁，不能悉核于京曹也。然祠袭争夺，则有讼焉；产业继嗣。则有讼焉；冒姓占籍，降服归宗，则有讼焉；昏姻违律，则有讼焉；户役隐漏，则有讼焉。或谱据遗失，或奸徒伪撰，临时炫惑，丛弊滋焉。平日凡有谱牒，悉呈其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又不鲜也。古无私门之著述，盖自战国以还，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隶于官守，则人不胜自用之私。圣学衰而横议乱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
晚近文集传志之猥滥，说部是非之混淆，其渎乱纪载，荧惑清议，盖有不可得而胜诘者矣。苟于论定成编之业，必呈副于志科，而学校师儒从公讨论，则地近而易于质实，时近而不能托于传闻，又不致有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殆不可以胜计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 地志统部阳湖洪编修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用《一统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隶府厅州县。余于十年前，访洪君于其家，谓此书于今制当称部院，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以明例义。 洪君意未然也。近见其所刻《卷施阁文集》，内有《与章进士书》，繁称博引，痛驳分部之说，余终不敢谓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当复云云者。则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忆矣。因疏别其说，存示子弟，明其所见然耳，不敢谓己说之必是也。
统部之制，封建之世，则有方伯；郡县之世，则自汉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统部之官，虽有都督总管诸名，而建府无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统部之说，至以《禹贡》九州，画分郡县，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虽官制统辖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举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虽亦分路，而诸路俱以行省平章为主，故又称行省。而明改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则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统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连四字为言，而行省则又可单称为省，人情乐趋简便，故制度虽改，而当时流俗，止称为省。沿习既久，往往见于章奏文移，积渐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旧制，而沿习称省，亦仍明旧。此如汉制子弟封国，颁爵为王，而诏诰章奏，乃称为诸侯王，当时本非诸侯，则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尽如明旧，故正名自当为布政使司。百余年来，因时制宜，名称虽沿明故，而体制与明渐殊。
今洪君书以乾隆为名，则循名责实，必当称部院而不当称布政使司矣。
盖初制巡抚无专地，前明两京无布政使司，而顺天、应天间设巡抚；顺天之外，又有正定，应天之外，又有凤阳诸抚。不似今之统辖全部，自有专地。 此当称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抚无专官，故康熙以前，巡抚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待郎则二品，副都御史则三品，全部御史则四品；今则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画一制度，不夏如钦差无定之例。此当称部院者二也。学差关部，皆有京职，去其京职，即无其官矣。今巡抚新除。吏部必请应否兼兵部都察院衔。虽故事相沿，未有不兼衔者；但既有应否之请，则亦有可不兼衔之理矣。按《会典》、《品级考》诸书，已列巡抚为从二品，注云：“加侍郎衔正二。”则巡抚虽不兼京衔，已有一定阶级，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军知县事，虽有京衔，不得谓州县非职方也。此当称部院者三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戎政为总督专司，而巡抚亦有标兵，固无论矣。坛庙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抚主祭。则当称部院者四也。宾兴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铃榜者，而今用巡抚关防。此当称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户、礼、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内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内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归一，而分驿传之责于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权归于督抚，其职任与前异。故上自诏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抚为封疆，而不曰轺使；皆谓布政之司为钱谷总汇，按察之司为刑名总汇，而不以布政使为封疆。此尤准时立制，必当称部院者六也。 督抚虽同曰封疆，而总督头衔则称部堂，盖兵部堂官，虽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为主也。巡抚头衔则称部院，盖都察院堂官，虽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为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隶总督之府州县，而断无不隶巡抚之府州县也。如河南、山东、山西，有巡抚而无总督，巡抚不必兼总督衔。直隶、四川、甘肃，有总督而无巡抚，则总督必兼巡抚衔。督、抚事权相等，何以有督无抚，督必兼抚衔哉？正以巡抚部院，画一职方制度，并非无端多此兼衔。此尤生今之时，宜这今之体制，其必当称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会典》则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计，户部奏销，礼部会试，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盖巡抚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抚实止十五，总督兼缺有三。故江苏部院，相沿称江苏省久矣。苏松布政使司与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闻公私文告，有苏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见分部制度，今日万万不当称使司，必当称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抚印用关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碍为地方正主，可谓知一十而忘其为二五矣。如洪君说，则其所为府厅州县之称，亦不当也。府州县固自有印，厅乃直隶同知，止有关防而无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关防可领职方；巡抚分部察院印，而关防不可以领职方，何明于小而暗于大也？
此当称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谓今制督扰，当如汉用丞相长史出刺州事，州虽领郡，而《汉志》仍以郡国为主，不以刺史列于其间。此比不甚亲切，今制惟江苏一部院，有两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汉制之一州必领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则阚氏《十三州志》，自有专书，何尝不以州刺史著职方哉！此当称部院者十也。 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抚与三使司官，宾主间耳。其稍尊者，不过王臣列于诸侯之上例耳。自后台权渐重，三司奉行台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计典奏销，宾兴祭祀，皆布政使专主，故为统部长官，不得以权轻而改其称也。我朝百余年来，职掌制度，逐渐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与按察使官，分治钱谷刑名，同为部院属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参政参议耳。一切大政大典，夺布政使职而归部院者，历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统部之当称使司，与改称部院，乃转无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习：便而称直省，不特部院无更新之名，即使司亦并未沿旧之名耳。律令典例，诏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称；惟《一统志》尚沿旧例，称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时事乎？
或曰：《统志》乃馆阁书，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谓统志初例已定，其后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木当以司为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为部院者，以渐而更，非有一旦创新之举，故馆阁不及改也。私门自著，例以义起，正为制度云然。且余所辩，不尽为洪君书也。今之为古文辞者，于统部称谓，亦曰诸省，或曰某省。弃现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称，千古盖未之闻也。
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无使司之称；彼时理必当称使司。则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于古文辞有当称统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节文称某部；流俗或云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节文则曰诸部某某等部，庶几名正为言顺耳。使非今日制度，则必曰使司，或节文称司，未为不可，其称省则不可行也。或云：诏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为辞语故无伤，非古文书事例也。且如诏旨、章奏、文移称布政为藩，按察为臭，府州县长为守牧令，辞语故无害也，史文无此例矣。 [附录]郑小谷文集《监司统部辨》（据刘氏《识语》引） 黄帝画天下为九州，至禹而名天下以九州，虽时有变更，皆此地也，周末之天下乃以国计，秦初之天下乃以郡计，其后郡大而州小，郡同而国异。
然汉时仍分为十三州，统以十三部。唐之疆域等于汉，改十三部为十五道，其监司则曰观察使，或曰廉访使，又曰节度使。宋之疆字小于唐，又改十五道为九路，其监司曰转运使，或曰提刑使，又曰盐运使。曰道曰路，无分九州名目；为军为府，犹领九州疆界也。至元而以京朝内官监司外台，曰某地中书行省，而秦汉所谓州郡者无所系；明因之改称布政使司，而汉、宋所谓道、路者益无归。于是称统部者穷于词，而举监官曰某省曰某司，名之不正，无怪乎词之不文矣。顾元人不曰省而曰行省，明非朝中之省也。明人不曰司而曰使司，明非朝官之司山。而当时第白省，不曰司，盖直以元人之省当唐朱之道、路，而替汉人之部矣。明时修《一统志》，称各省为各布政使司，国初修《一统志》，亦称各省为布政使司，非不知巡抚之职已领方伯之权也，顾其名虽疆吏，其官本京衔，侍郎称部，兼御史称院，亦如布政之称使司耳。
章实斋谓本可称十八省使司，当称十八省部院。且云其自作古文，于某省必曰某部院，省文则曰某部，诸院必曰诸部院，省文或曰诸部，此则妄以为从时而误之甚者。今之巡抚，犹明之巡按，汉之刺史；而其权则隋之总管，唐之节度也。使汉人作文，于总部不曰某州而曰某牧，唐人作文，于统部不曰诸道而曰诸使，尚得谓之文乎？昔人谓作文者，地名官名宜从时，其说是也。然穷则变，变则通，言亦不能不中节。以不可通之词，施于不可解之处，则无论摩古、从时，皆非也。夫唐虞以来之制，至秦而大变；汉唐以来之制，至元而尽变。如一国号也，唐、虞、夏、商、周、秦、汉、唐、宋皆地也，而元以后，则私撰矣。一王号也，汝南、淮南、东平、北平、汝阳、汾阳亦地也，而元以后，则别制矣。称州称部，变而称道称路，再变而称省称司，亦其势之不得不然者也。
和州志皇言纪序例《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郑氏注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是也。书其令，谓“书王命以授使者”是也。乡大夫于“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乡吏。”孔氏疏“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内六乡，夭子自治，则受法于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国，以其国制自为《春秋》。
列国之史，总名《春秋》。然而四方之书，必隶外史；书令所出，奉为典章。
则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征也。是以《春秋》岁首必书王正，而韩宣子聘鲁。得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是。盖书在囚方，则入而正于外史；而命行王国，亦自外史颁而出之。故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于同文之治也。
窃意《周官》之治，列国史记，必有成法，受于王朝，如乡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邪。至晋楚之史，自以《乘》与《梼杌》名书，乃周衰官失，列国自擅之制欤？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而孝武《三王》之篇，详书诏策、冠于篇首。王言丝纶，史家所重，有由来矣。后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纪，或载沿革。又或以州县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之志者，阙然无所考见。是固编摩之业，世久失传：然亦外史专官，秦汉以来，未有识职故也。夫封建之世，国别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书。郡县受治，守令承奉诏条，一如古者畿内乡党州闾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尝特立专条。宋、元、明州县志书，今可见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讲于《春秋》之义也！今衷录州中所有，恭编为《皇言纪》一，以时代相次，蔚光篇首，以志祗承所自云尔。
和州志官师表序例《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凡数及其见在空阙者”。
盖赞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后，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纲纪，而御史指数其人以赞之，则百工叙而庶绩熙也。后代官仪之篇，考选之格，《汉官仪》、《唐六典》、《梁选簿》、《隋官序录》。代有成书，而官职姓名，浩繁莫纪；则是有太宰之纲纪，而无御史之数从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犹存古意，其篇首叙官，则太宰六典之遗也；其后表职官姓氏，则御史数从政之遗也。范、陈而后，斯风渺矣。至于《唐书》、《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无暇旁及卿尹诸官，非惟史臣思虑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势亦难概举也。
至于嗜古之士，掇辑品令，联缀姓名，职官故事之书，六朝以还，于斯为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琐之编，难登史志；则记载无法，而编次失伦，前史不得不职其咎也。夫百职卿尹，中朝叙官，方州守令，外史纪载。《周官》御史数从政之士，则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谓分职受事，必有其书，以归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厅壁题名之记，盖亦叙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搜罗金石，详定碑碣，莫得而知，则未尝勒为专书之故也。宋、元以来，至于近代方州之书，颇记任人名氏；然猥琐无文，如阅县令署役卯薄，则亦非班史年经月纬之遗也。
或编次为表者，序录不详，品秩无次；或限于尺幅，其有官阶稍多，沿革异制，即文武分编；或府州别记，以趋苟简。是又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级之遗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遗编具存，他说互见，不为博采旁搜，徒托闭文之义，是又不可语于稽古之功者也。
今折衷诸家，考次前后，上始汉代，迄于今兹，勒为一表，疑者阙之。 后之览者，得以详焉。
和州志选举表序例《周官》，乡大夫“三年大比，兴一乡之贤能，献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甚盛典也。汉制，孝廉、茂才、力田、贤良之举，盖以古者乡党州闾之遗。当时贤书典籍，辟举掌故，未有专书：则以科条为繁，兴替人文，散见纪传；潜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侨迁，士不土著，学不专业；乡举里选，势渐难行。至于隋氏，一以文学词章，创为进士之举。
有唐以来，于斯为盛。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于是文学之士，搜罗典章，采摭闻见，识大识小，并有成书。传记故事，杂以俳谐；而选举之书，盖衷然与柱下所藏等矣。
撰奢既繁，条贯义例，未能一辙，就求其指，略有三门：若晁迥《进士编敕》，陆深《科场条贯》之属，律例功令之书也：姚康、乐史《科第录》，姚康十六卷，乐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记》，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
题名记传之类也：王定保《唐摭言》，钱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杂记之属也。史臣采辑掌故，编于书志，裁择人事，次入列传，一代浩繁，义例严谨，其笔削之余：等于弃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陈编猥琐，杂录无文，小牍短书，不能传世行远。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献于王而登之天府者，阙焉不备。是以方州之书，不遵乡大夫慎重贤书之制；记载无法，条贯未明之咎也。
近代颇有考定方州自为一书者，若乐史《江南登科记》，张朝瑞《南国贤书》，陈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类萃一方掌故，惜未见之天下通行。
而州县志书，编次科目，表列举贡，前明以来，颇存其例，较之宋元州郡之书，可谓寸有所长者矣。特其体例未纯，纪载无法，不熟年经事纬之例，亦有用表例者，举贡掾仕封荫之条，多所牴牾。猥杂成书，甚者附载事迹，表传不分。此则相率成风，未可悉数其谬者也。论辩详列传第一篇总论内。今摭史志之文，先详制度，后列题名，以世相次，起于唐代，迄于今兹，为《选举表》。其封荫辟举，不可纪以年者，附其后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司马迁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记，为《三代世表》，氏族渊源，有自来矣。 班固以还，不载谱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潜夫论》第三十五篇。杜预《世族》之谱，《春秋释例》第二篇。则治经著论，别有专长，义尽而止，不复更求谱学也。自魏晋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渐崇。学士大夫，辄推太史世家遗意，自为家传。其命名之别，若《王肃家传》、虞览《家记》、范汪《世传》、明粲《世录》、陆煦《家史》陆史十五卷。之属，并于谱牒之外，勒为专书，以俟采录者也。至于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以及何氏《姓苑》、贾氏《要状》贾希鉴《氏族要状》十五卷。诸编，则总汇群伦，编分类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类书，其别甚广，不可不辨也。族属既严，郡望愈重。若沛国刘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虽子姓散处，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后魏迁洛；则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井居河南、洛阳。而中国人士，各第门阀，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撰为谱录。齐、梁之间，斯风益盛，郡谱州牒，并有专书。若王俭、王僧孺之所著录，王俭《诸州谱》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谱》七百卷。《冀州姓族》、《扬州谱钞》之属，不可胜纪，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唐刘知几讨论史志，以渭族谱之书，允宜入史。其后欧阳《唐书》，撰为宰相世系，顾清门巨族，但不为宰相者，时有所遗。至郑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叙例之文，发明谱学所系；推原史家不得师承之故，盖尝慨切言之。而后人修史，不师其法，是亦史部之阙典也。
古者瞽蒙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国语》所谓“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则奠系之属，掌于小史，诵于瞽蒙，先王所重，盖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当时州闾族党之长，属民读法；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艺而献书于王；则其系世之属，必有成数，以集上于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易》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记传之别，或及虫鱼；地理之书，必征土产。而于先王锡土分姓，所以重人类而明伦叙者，阙焉无闻，非所以明大通之义也。
且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奠系世之掌于小史，与民数之掌于司徒，其义一也。杜子春曰：“奠系世为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然则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隶小史可知也。乡大夫以岁时登夫家之众寡，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夫夫家众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数，其贤能为卿大夫之选，又可知也。民贱，故仅登户口众寡之数：卿大夫贵，则详系世之牒，理势之自然也。后代史志，详书户口，而谱系之作无闻，则是有小民而无卿大夫也。《书》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郑氏注：“百姓，为群臣之父子兄弟。”见司马迁《五帝本纪》注。平章，乃辨别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奠系之权舆也。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近代州县之志，留连故迹，附会桑梓。至于世牒之书，阙而不议，则是重乔木而轻世家也。且夫国史不录，州志不载，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史志阙略，盖亦前人之过也。
夫以司府领州具，以州具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谱系，仅录宰相，彼一代浩繁，出于计之无如何耳。方州之书，登其科甲仕宦，则固成周乡大夫之所以书上贤能者也。今仿《周官》遗意，特表氏族，其便盖有十焉。一则史权不散，私门之书，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则谱法画一，私谱凡例未纯，可以参取，其便二也；一则清浊分涂，非其族类，不能依托，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则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属可稽，非其籍者，无难句检，其便四也；一则昭穆亲疏，秩然有叙，或先贤奉祀之生，或绝嗣嗣续之议，争为人后，其讼易平，其便五也；一则祖系分明，或自他邦迁至，或后迁他邦，世表编于州志。其他州县，或有谱牒散亡，可以借此证彼，其便六也；一则改姓易氏，其时世前后及其所改之故，明著于书，庶几婚姻有辨，且修明谱学者，得以考厥由来，其便六也；一则世系蝉联，修门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谱有书，而德行道艺，列传无录，没世不称，志士所耻，是文无增损，义兼劝惩，其便八也；一则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为虚设，其便九也；一则征文考献，馆阁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则修而明之，可以推于诸府州县，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易》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夫网罗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后有网罗者也；表章潜隐，是先有潜隐，而后有表章者也。陈寿《蜀志》列传，殿以杨戏之赞；常璩《华阳》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时而穷也，故以赞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仅存之故，是亦史氏阂文之旧例也。和州在唐、宋为望郡，而文献之征，不少概见。至于家谱世牒，寥寥无闻；询之故老，则云明季乙亥寇变，图书毁于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当日仅存幸免者之曾若玄也。所闻所传，闻者不过五世七世而止，不复能远溯也。传世既未久远，子姓亦无繁多，故谱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则出私札笔记之属，体例未定，难为典则，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来。余于是为之慨然叹焉。
夫家谱简帙，轻于州志，兵燹之后，家谱无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鸾与万历中知州康诰所修之州志，为时更久，而其书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门难保之明征也。及今而不争为之所，则并此区区者，后亦莫之征矣。且吾观《唐书。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陈者矣，有及元魏、后周者矣，不复更溯奕叶而上，则史牒阙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则录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诮焉。每姓推所自出，备稽古之资也。详人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为目，而贡监生员与封君及货授空阶皆与焉，从其类也。无科甲仕宦，而仅有生员及赀授空阶，不为立表，定主宾、轻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复列其子若孙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若皆列之，是与版图之籍无异也。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严讹滥之防也。正贡亦为科甲，微秩亦为仕宦，不复分其资级，以文献无征，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是《未济》之义也。
和州志舆地图序例图谱之学，古有专门，郑氏樵论之详矣。司马迁为史，独取旁行斜上之遗，列为十表，而不取象魏悬法之掌，列为诸图。于是后史相承，表志愈繁，图经浸失。好古之士，载考陈编，口诵其辞，目迷其象，是亦载笔之通弊，斯文之阙典也。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志于三代遗文，而于《图谱》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后代失所依据之故，本于班固收书遗图，亦既感慨言之矣。
然郑氏之意，只为著录诸家，不立图谱专门；故欲别为一录，以辅《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实未尝深考。图学失传，由于司马迁有表无图，遂使后人修史，不知采录。故其自为《通志》纪传谱略，诸体具备，而形势名象，亦未为图。以此而议班氏，岂所谓楚则失之，而齐亦未为得者非耶？夫图谱之用，相为表里。周谱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马迁采摭为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圆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马迁未列为图故也。然则书之存亡，系于史臣之笔削明矣。图之远者，姑弗具论。自《三辅黄图》、《洛阳宫殿图》以来，都邑之簿，代有成书，后代搜罗，百不存一。郑氏独具心裁，立为专录，以谓有其举之，莫或废矣。然今按以郑氏所收，其遗亡散失，与前代所著，宋始径庭；则书之存亡，系于史臣之笔削者尤重，而系于著录之部次者犹轻又明矣。樽罍之微，或资博雅；卤薄之属，或著威仪。前人并有图书，盖亦繁富。史臣识其经要，未遑悉入编摩；郑氏列为专录，使有所考，但求本书可也。至于方州形势，天下大计，不于表志之间，列为专部，使读其书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谱，图象谱牒，《易》与《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系辞焉以尽其言。”《记》曰：“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夫谓之系辞属辞者，明乎文辞从其后也。然则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屋欲阙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图经，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学者亦知图象之用大矣。第辞可传习，而图不可以诵读，故书具存，而图不可考也，其势然也。虽然，非知言也。夫图不可诵，则表亦非有文辞者也。表著于史，而图不入编，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图之不可传者有二：一则争于绘事之工也。以古人专门艺事，自以名家，实无当于大经大法。若郭璞《山海经图赞》，赞存图亡。今观赞文，自类雕龙之工，则知图绘，殆亦画虎之技也。一则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绘为图象，厕于序例之间，不立专门，但缀名胜，以为一书之标识，而实无当千古人图谱之学也。
夫争于绘事，则艺术无当于史裁；而厕于弁髦，则书肆苟为标帜，以为市易之道，皆不可语于史学之精微也。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旁行斜上，标分子注，谱牒之体例也；开方计里，推表山川，舆图之体例也。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之则也。亥豕不得淆其传，笔削无能损其质，久远之业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俭其图，洞如观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图，而八书可以六；地理、沟洫图，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舆，或不至于若是茫茫也，况夫方州之书，征名辨物，尤宜详赡无遗，庶几一家之作。而乃流连景物，附会名胜，以为丹青末艺之观耶？其亦不讲于古人所以左图右史之义也夫？
图不能不系之说，而说之详者，即同于书，图之名不亦缀欤？曰：非缀也。体有所专，意亦有所重也。古人书有专名，篇有专义。辞之出入非所计，而名实宾主之际，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且吾见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汉书。百官公卿表》，篇首历叙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汉书。律历急》，排列三统甲子。不必皆比事属辞之例也。 《三辅黄图》，今亡其书矣。其见于他说所称引，则其辞也。遁甲通统之图，今存其说，犹《华黍》、《由庚》之有其义耳。虽一尺之图，系以寻丈之说可也。既曰图矣，统谓之图可也。图又以类相次，不亦繁欤？曰：非繁也。
图之有类别，犹书之有篇名也。以图附书，则义不显；分图而系之以说，义斯显也。若皇朝《明史。律历志》，于仪象推步皆绘为图，盖前人所未有矣。 当时史臣，未尝别立为图，故不列专门。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图为四：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关经要，而规方形势所必需者，详系之说，而次诸纪表之后，用备一家之学，而发其例于首简云尔。 和州志田赋书序例自画土制贡，创于夏书；任土授职，载师物地事及授地职。详于《周礼》；而田赋之书，专司之掌，有由来矣。班氏约取《洪范》八政，裁为《食货》之篇，后史相仍，著为圭臬。然而司农图籍，会稽簿录，填委架阁，不可胜穷，于是酌取一代之中，以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缩总计，略存史氏要删，计臣章奏，使读者观书可以自得，则亦其势然也。若李吉甫、韦处厚所为《国计》之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为《会计》之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祐会计录》六卷，则仿《周官》司会所贰，书契版图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会要》，则掌故汇编；其中首重食货，义取综核，事该古今；至于麻缕之徽，铢两之细，不复委折求尽也。赵过均田之议，李翱《平赋》之书，则公牍私论，各抒所见；惟以一时利病，求所折衷，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夫令史簿录，猥琐无文，不能传世行远；文学掌故，博综大要，莫能深鉴隐微。此田赋之所以难明，而成书之所以难觏者也。古者财赋之事，征于司徒，载师属大司徒，会于太宰。司会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均节九赋，自祭祀宾客之大。以至刍秣匪颁之细，俱有定数，以其所出，准之以其所入。虽欲于定式之外，多取于民，其道无由。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势趋简便，令无苛扰，亦度时揆势，可谓得所权宜者矣。然而存留供亿诸费，土贡方物等目，金差募运之资，总括毕输，便于民间，使无纷扰，可也。有司文牍，令史簿籍，自当具录旧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后折以时之法度。庶几计司职守，与编户齐民，皆晓然于制有变更，数无增损也。文移日趋简省，而案牍久远无征：但存当时总括之数，不为条列诸科：则遇禁网稍弛，官吏不饬于法，或至增饰名目，抑配均输，以为合于古者惟正之贡，孰从而议其非制耶？
夫变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缘法以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备，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自有明以来，外志纪载，率皆猥陋无法。至于田赋之事，以谓吏胥簿籍，总无当于文章巨丽之观，遂据见行案牍，一例通编，不复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厄无当，谁能赏其华美者乎？明代条鞭之法，定于嘉靖之年，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鸾《州志》而止。当时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尽削旧条，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门论议，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自当采入本书；如班书叙次晁错《贵粟》之奏入《食货志》，贾让《治河》之策入《沟洫志》，庶使事显文明，学归有用。否则裁入本人列传，便人参互考求，亦赵充国《屯田》诸议之成法也。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别编为艺文志；而本门事实，及本人行业，转使扩落无材。岂志目大书专门，特标义例，积成卷轴，乃等于匏瓜之悬，仰而不食者耶？康诰旧志，略窥此风。后来秉笔诸家，毅然删去，一面至再，无复挽回，可为太息者也！
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遗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后，具录颠未，编次为书。其康诰《均田》之议，实有当于田赋利病；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皆采录之，次于诸条之后；兼或采入列传，互相发明，疑者阙之。后之览者，或有取于斯焉。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
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宫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司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盲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
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故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说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
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趋之，莫或歧也。言语文章，胥归识职，则师法可复，而古学可兴，岂不盛哉？韩氏愈曰：“辨古书之正伪，昭昭然若黑白分。”盂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夫欲辨古书之正伪，以几于知言，儿于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未流之失；是刘氏著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生心发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断断如也。然而涉猎之士，方且炫博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以为区区著录之文，校雠之业，可以有裨于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职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书以布治法，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不特师氏、保氏所谓六艺《诗》、《书》之文也。司空篇亡，刘歆取《考工记》补之；非补之也，考工当为司空官属，其所谓记，即冬官之典籍。犹《仪礼》十七篇，为春官之典籍；《司马法》百五十篇，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获传后世者也。当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后，官制不行，而书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仅存，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非凿则漏，势有难行，故不得已而裁为《七略》尔。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为《七略》，官失其守也。虽然，官师失业，处士著书，虽曰法无统纪，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学，可以见于当世施行。其文虽连缀，而指趋可约也；其说虽谲诡，而驳杂不出也。故老庄、申韩、名墨、纵横，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师传未亡，则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无不出于古人官守，刘氏所以易于条其别也。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诗赋、章表、铭箴、颂诔，因事结构。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时离时合，衷而次之，谓之文集。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
文章无本，斯求助于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待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学术既无专门，斯读书不能精一，删略诸家，取便省览，其始不过备一时之捷给，未尝有意留青，继乃积渐相沿，后学传为津逮。分之则其本书具在，合之则非一家之言，纷然杂出，谓之书钞。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会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调工拙；品节官商抑扬；俗师小儒，奉为模楷，裁节经传，摘比词章，一例丹铅，谓之评选，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下流所趋，实繁且炽。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编甲乙。而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枘凿方圆，岂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若谓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国；《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别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别，再世失传；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数家者，后代不复有其书矣。以谓《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是又浅之乎论著录之道者矣。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为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于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相去逾远。 其后方技兵书，合于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于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四部创于荀勖，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故云始于唐人也。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于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 至于职官故事之书，谱牒纪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于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
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著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于刘氏部次之后。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敝，可以稍歇。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将由《七略》专家，而窥六典遗则乎！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钞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
是著录之道，通于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几于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于班固，而实仿于司马迁。司马迁未著成法，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则言著录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其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盂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于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于大道，此本旨也。至于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干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后；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于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于一。于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于大道，《庄子。天下》篇亦此意也。 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