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爱情

那个夏天，简简单单的阳光，简简单单的晴天；就像我和他，平平淡淡地相处，平平淡淡地相知。

在同一所农行的办事处共事快一年，什么话都说尽了。他好，我知道；他对我好，我也知道，感觉里有温暖也有牵挂，却都是自家人般的云淡风轻。其他的呢？他没说过，我没问过。

他要去黄州学习的消息，是突然知道的。上午开会宣布，我中午吃完饭回来，他和其他的学员都已经整装待发。所有的同事都站在站口，轮流地握手，拥抱，语重心长地嘱咐。正是告别得如火如荼，只有他，一直在东张西望，看见我，眼睛一亮，仿佛示意我过去。但是太热闹的场面让我窘，我头一低，也没跟他打招呼，就进去了。

从刺眼的正午阳光里一步踏进幽暗的营业大厅，我禁不住地一阵恍惚，心里霎时间涨满的，是扩大了许多倍的念头：他，要走了。

我怔怔地站在门边，听见背后急切的脚步声——果然是他。一时理不清头绪，许久我们都没有说话，外面人声鼎沸，屋里却静寂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和呼吸。半晌，他说：“我去一个星期。”我说：“嗯。”又无话。良久，听见汽车直按喇叭，他向门口跑了两步，又停下来说：“我，给你打电话。”我用力地点头。

我一直记着他的话。每次电话一响，我的心就一阵狂跳，是别人的或者公事，心才暗暗地落回原处。短短的一个上午，我的心大起大落，象大户操纵下的股市。但是他的声音，始终没有在那一端响起。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没有食言。只是因为学校远在郊区，打长途不便，每次都只能赶在上课前放学后。第一天打来，快下班了，我在后面洗手，他们喊几声不见我应，就告诉他，我走了。第二天打来，是刚上班，我还没到，别人又忘了告诉我他来过电话。

但是当时的我自然不会知道。中午同事们去吃饭，我却不死心地守着电话。电话彻底地安静着，我渐渐焦虑起来，许多不祥的念头一掠而过，却又不敢深想，害怕一念成谶。渐渐有些睡意蒙眬，忽然铃声大振，我一跃而起，在桌角撞痛了腿也在所不惜，但是那端满口粤语，竟是打错了。

我慢慢放下话筒，听到雷声隐隐传来，抬头看去，天色正迅速地变暗，乌云奔腾而来，一场暴雨正蓄势待发。我突然想到了他：他走得那么急，记得带伞了吗，还是一贯的不在乎？那样粗心的男孩啊。我忽地站起身，拿了雨衣，跟主任说：“我请半天假。”没告诉他，我是要去黄州，当然更没问，他，到底是在黄州什么地方。

雨来得比我想象中还要急，雨点大颗大颗地灌进雨衣里去，我的全身很快就湿透了。一辆又一辆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泥浆溅满了我的裙摆。而我坚持地站在路边，对每一辆经过的车招手。

我从来没出过武汉，我不认识东南西北，更不知道黄州到底在武汉的哪个方位。反正只要是长途车，无论是南来还是北往，我一律奔过去充满希望地问：“到黄州吗？”

一辆开往蕲春的车被我拦住了。“黄州？经过倒是经过，不过我们直达蕲春的……”那父亲一样年纪的售票员抬头看看滂沱大雨的天空，又看看我湿得紧贴在小腿上的裙摆，犹豫了一下，眼里流出长者的善意：“你上来吧，我们在黄州给你停一下。”我千恩万谢地上去了。

车上人很多，我被挤在一只猪笼旁边，车稍有颠簸，那只猪就发出抗议的嚎叫。车顶在漏雨，无论怎么躲闪都躲不开，我索性由它一滴滴打在我肩头。站了好久好久，腿都软了，窗外是越来越陌生的田野，但是我心情平静，甚至还轻轻地哼着歌，觉得肚子饿了，摸摸口袋还有一包话梅，就拿出来吃。

我没有想过我是去一个遥远未知的地方，我也没想过我能不能找到他。他在，所以我去，就这么简单，简单得就像每天早晨搭车上班，知道一下车就会看到他，那样的自信和安心。

雨停了，阳光渐渐来敲我们的窗，售票员招呼我：“黄州到了，你到哪里，我们在附近把你放下来。”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说门牌号码或者单位名称就行了，黄州我们很熟。”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这些我都不知道。”连司机都回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在刚进市区的地方下了车，立刻有一个三轮司机过来拉生意。想想是农行办的培训班，显然跟经济有关，我便问：“你知道哪儿有财贸一类的学校？”

他说：“十块钱我搭你去。”

我数数钱——出门时根本没想到会到这儿来，身上只带了平常零用的钱。我摇摇头：“太贵了。”

他缠着我不放：“八块，六块，好了好了，五块，不能再低了。”我干脆把钱包翻给他看。他不可思议地摇头，一边自言自语：“武汉大地方来的，连这点钱都没有。”一边还是告诉了我怎么走。

暴雨过后的天空更是蓝得咄咄逼人，阳光金箭一般直射下来，只一会儿，我就挥汗如雨。在路边买一杯三毛钱的冰豆浆喝，我很乐观地安慰自己：到了就好了。

我实在是太乐观了，在黄州市财贸学校连问三个人都不知道，最后人家显然是被我问烦了，“砰”地关了门，站在陌生的街道上，周围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就在我急得眼泪快掉下来的时候，我一眼看见“中国农业银行”的金字招牌，蓦地觉得见到亲人般的绝处逢生。

亮了自己的工作证，储蓄小姐热情地指点我：“你说的培训班在农行职工学校，我帮你叫三轮，省得他宰人。”

我小声地说：“您告诉我路线，我走着去就行了。”

“走去？”小姐惊呼，又好心地提醒我：“那要穿过整个黄州市啊，起码要一个小时。”我只好，苦兮兮地笑。

明明是牢牢记着她的指引，可是才出两个街口我就彻底地糊涂了，只好走投无路地问人：“最近的储蓄所在什么地方？”幸好黄州只有那么两三条街道，也幸好农行在那儿的网点星罗棋布，每遇到一个信用社或者储蓄所我都进去问路，别人指引我一段路，在我快要迷路的时候，下一个储蓄所又该出现了。就这样，在六月的烈日下一小段一小段艰难地走着，汗水滑过皲裂的嘴角，是撕裂的痛楚，我舔舔嘴唇，却连一小杯冰豆浆都不敢去喝：谁知道还要走多久呢。而在这样地艰苦里，我一次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不该来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在我的目的地等我。

终于有人抬手一指对面：“就在那儿。”刹那间，漫天的晚霞同时打开在我面前。

在即将走进宿舍楼的瞬间，我站住了，我第一次想到，见到他，我要说什么？问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但是如果，他根本只是随口说说呢？我们之间其实不过是同事，而一个办事处有上百人。只是一个星期的分别，只是两天不知消息，而我，居然就这样巴巴地跑来，他会怎么笑我的自作多情？我想要马上回去。可是，那么大的雨，那么毒的太阳，那么远的长路，我为他而来，就这样徒劳而返，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悄悄问一问别人，武汉来的几个学生怎么样，如果没事，那就表示他也平安着，然后就可以走了，他的面也不必见。

在心里想了几十遍该如何若无其事地询问，走进楼道，有人看我一眼。只是一眼，我好不容易建立的全部勇气立刻土崩瓦解，我惊慌地逃上楼去。在二楼，我连停都不敢停，三楼，最后是四楼，顶层了，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终于敲开了头廊尽头的门。“武汉来的学生？我不知道，你问对面吧。”

我走到对面，手刚刚抬起，门开了。忽然好像整个夏天的热浪一起翻卷而来，我身处云端般恍惚——我看到的真是他吗？

那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惊喜闪电一般照亮他的脸：“是你？真的是你？我听到你声音，我想不可能。你这两天在哪里？为什么我打电话你总不在？我都快急死了，车票都买了，马上就准备回去。你怎么会来？你怎么来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连连追问，而我只是深深地看着他，轻轻地微笑，笑着笑着，我就突然哭了。

原来，喜欢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