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虎毯

    小时候,我听母亲说过,父亲从莫斯科回来时,曾带了一条红虎毯。那虎毯漂亮极啦。绒绒红红有中央,有一人黑色的虎头。

    母亲说,祖母把红虎毯给了姑妈。

    每年春节,我都要去姑妈家拜年,却从来不曾见过那条红虎毯。听说,姑妈把红虎毯送给了四表姐。四表姐在沈阳。我沈阳的大哥也说,他去四表妹家时,影影绰绰地好象见到过。本溪的我二姐也说,好象她在五表妹家见过。姑妈家的五表姐后来也去了沈阳。不管那种说法更接近于真实,也不得究竟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红虎毯已经到了沈阳。

    姑妈长得极像祖母。尤其是好那挺直的腰板。在姑妈家做客时,总看见姑妈挺直着腰板忙来忙去,小脚捣得山响。

    姑妈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当年,也许姑妈也极盼望着有个儿子,所以自二表姐始,名字分别叫“错”、“换”、“钳”、“满”。

    女儿一个个鸟儿般飞走了。姑妈便有了一个孤独的晚年。五个表姐家的日子都过得很红火,邀她去同住,姑妈都拒绝了。她说自己清净惯了,离不开她那三间小屋。于是,沈阳的女儿经常寄钱回来,家乡的女儿便送米送面。姑妈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祖母在的时候,她每年都要回金鸡寨两、三次。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篮子,装满水果、点心和面干粮。在那十几里起伏陡峭的山路上,她走得又稳又快。

    姑妈一来到我们家,就和祖母盘腿坐在炕头上,与祖母有说不完的话,说自己的女儿、外孙,还有她一年挣一千多外工分,自己能养活自己。也说,她作主,让霞表姐的女儿嫁给了错表姐的儿子。霞还“吱吱崴崴”不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霞是我的大表姐,有两个女儿,比我稍大一点,都出落得非常漂亮。“错”是二表姐,儿子会木匠,能干,只是个头矮了些。

    “你还能去干什么?真是的。”听说七十多岁的姑妈一年挣一千个工分,祖母笑了。祖母的牙早就脱落光了,那笑声咕咕噜噜像冒气泡似的。

    “看场园,剥苞米,摘花生,一个秋天闲不住呢。”姑妈的话音极豁亮。

    看着这对老年母女仄脸相对极亲昵的样子,总让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恬静。祖母近百岁时,姑妈已经年近八十了。

    姑妈一回来,祖母就会取出自己的宝贝匣子,让她看。

    “您哪,还留着那些老古董。”姑妈说。

    “就是。看看,心里就踏实。”

    “俺不随你。有了钱就花。不花,留给谁?”

    姑妈喜欢吃糖。抽屉里总放着一大包冰糖,有事没事,嘴里总是咯崩咯崩嚼冰糖。我们去拜年时,总会给我们拿出一大包冰糖放在炕头。咯崩咯崩的姑妈把我们肚子里的馋虫都勾引出来了。八十多岁的姑妈,牙齿居然一颗未脱。

    吃水是件难为事。井远,还得向上提溜。八十二岁时,姑妈动了过继的念头。

    于是,那年夏天,姑妈便摆了一桌酒席,把本家的一个侄孙柱子过继了。

    柱子兄弟多,没有房子。他想承继姑妈那三间小屋。

    小屋本来就窄窄巴巴的,又搬来了柱子一家三口,愈发显得窄巴了。堂屋、院落、配房都堆满了柱子的杂七杂八。姑妈自己的粮袋子便上了土炕,只留下细细的一条,容不得姑妈睡觉。

    姑妈与柱子一家依然分灶吃饭。只是柱子每年要向队里垫付姑妈的口粮钱。姑妈自己挣的工分可以分红自己用。等到姑妈殁世,三间小屋便归柱子了。过继文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柱子人很诚实,挺中姑妈的意。因为喜欢柱子,也就很爱柱子三岁的女儿。姑妈常常抱抱她,还给她冰糖吃。

    至于柱子媳妇,姑妈总也喜欢不上来。

    祖母殁世后,姑妈就很少回金鸡寨了。偶尔回一次,也只是说些柱子媳妇不好的话。说那媳妇的裤子口袋像面布袋,每每上山干活回来,不是装着豆子,就是装着花生。倒出来,能装满一箩筐。手真贱。姑妈最讨厌手贱的女人。还说那媳妇的吃相,大嘴吧唧吧唧地响,恨不得把房梁上的灰都震下来。

    “她迟早得把我吧唧死。”姑妈说,眼里噙着泪。

    “她吧唧就吧唧呗。不愿听,你就躺到街上去。”母亲说。

    姑妈叹了口气。

    “可不呗。也真没有法子。”

    “摊上什么就得侍弄什么。”母亲说。

    “有时,我还真觉得活烦了。”

    “可别那样想。”

    柱子媳妇也和姑妈不对劲儿。尤其是看着姑妈那双捣地山响的小脚。像两个玉米槌儿砸来砸去的。金鸡寨一带有句俗话:走路响的人,长寿。

    有一天夜里,月亮又圆又大。月光汩汩地从窗外流进来。姑妈睡不着,耳朵边总响着柱子媳妇的吧唧声。她听见了对面屋子的声音。

    “她真能活。”

    “寿大,福大。是奶奶修来的。”

    “一年就是八百工分。”

    “八百,一千咱也得认了。”

    “一年一百块,十年就是一千。”

    “老人把孩子都拉扯到上学了。”

    “这三间小屋值一千吗?”

    “你怎么能这样算账!睡吧。”

    姑妈的耳朵极灵光。她都听见了。

    第二天,姑妈便打开箱子,取出自己的蓝花绸布寿袍,去院子里晾晒。

    “没事。您摆弄这些干什么?”柱子说。

    “我早就预备好了。晒晒。”

    “奶奶,我不愿意看见这些东西。”

    柱子来收,姑妈拦住了:

    “早晚得看见。晒晒,去一去霉味儿。”

    随后,姑妈塞给柱子一百块钱:

    “抽空儿,你给我去寻觅口棺材。”

    “奶奶,您这是干什么?”

    柱子不接那钱。

    “不够,你就添点。”

    “现在就买?”

    “早晚总得买。”

    那年夏天,柱子终于拗不过姑妈,买回一口上好的棺材。买回来的当天晚上,姑妈便病倒了。

    女儿们都回来了。

    “去医院吧。”大表姐说。

    “不用啦。”姑妈说。

    “有病。不看,怎么行?”

    “我都八十六啦。”

    “妈,您能活一百岁。我们都要您活一百岁。”

    直到姑妈病得不省人事时,才进了医院。

    医生说,不好治了,是吃了老鼠药,肠子都一节一节的黑烂了。

    入殓那天,大家手忙脚乱地找铺盖。姑妈活着的时候,总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只差一口入土的棺材了。可铺盖呢?

    大表姐一直翻到了箱子底,才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红包裹。打开一看,竟是那条红虎毯。依然簇新,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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