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古籍
- 《老残游记》是刘鹗（1857—1909）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发表时署名“洪都百炼生”，后来改署“鸿都百炼生”。[1]他原名孟鹏，字云抟，后字铁云。清江苏丹徒人。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曾师事太谷学派周星垣的传人李光炘，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父亲刘成忠，咸丰二年＜1852）进士，以御史出官河南，在天算、乐律、方技、词章等诸方面，无不擅其妙。鹗学识博杂，精于考古，他在算学、医道、治河方面的成就，有其家学渊源。光绪二年（1876）和十二年（1886），曾两度赴南京应乡试未第，中间曾从事过商业，并悬壶行医。光绪十四年（1888）后，相继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和山东巡抚张曜处任幕宾，主要为协助治理黄河，从此声誉日盛。后经山东巡抚福润保荐，入总理衙门，得以知府任用。不久，应外商的聘请，辞官主办山西矿务，并和外国人士有所结交。晚年曾东渡日本游历。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因他在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曾用贱价向联军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赈济京津饥民，遂加以私售仑粟的罪名将他逮捕流放新疆。第二年七月，病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年五十三岁。本书以“老残”这个摇串铃走江湖的医生的活动为线索，记述作者在各地游历时的见闻，内容广博，所涉三教九流，妓家赌场，通过幅射式的结构，广泛地展示了晚清社会黑暗腐败的内幕。尤其在揭露官场流弊方面，与一般小说住往专写贪官者不同，它的重点是揭露“清官”。书中化了大量笔墨所写的玉贤和刚弼两人，都是著名的所谓“清官”，而且刚弼还是“清廉得格登登的”。可是他在齐河县会审贾家十三条命案时，只因发现魏家家人行贿，于是审案时先有了成见，认定贾魏氏为元凶。结果屈打成招，把一个平白无辜的寡妇定了凌迟的罪名。尽管这案后因老残干预，经过复审，终于真相大白；但人们却可从中看到封建司法制度的暗无天日。至于玉贤这个酷吏，一谈起他，人们乃是谈虎色交。他在山东曹州做知府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惨无人道的站笼这种刑罚，残酷杀害了二千多个平民百姓。在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完全是无辜的；董家口杂货店的儿子酒后说了“玉大人怎样糊涂，怎样好冤枉人”，就彼抓去以“谣言惑众”的罪名站死。于家父子因被强盗栽赃，在审问时方说得一声“冤枉”，玉贤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可是一查簿子，笼子早已站满了人。差投提出将于氏父子“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时，作者写道：玉大入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吗7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接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于是，活活打死了旧的“罪犯”，再把新的“罪犯”关进了站笼。种情景，读来怎不令人发指！
不仅酷吏杀人，治河官吏的只管中饱私囊，不顾百姓死活的事，更是触目惊心。在第十三回中，作者借妓女翠花、翠环与老残的交谈身世，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山东治河官吏以为齐河县一带河床大狭，为了放宽河道，提出“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主张，人为地造成数十万人葬身鱼腹的惨剧。原来在大堤与民埝中间，是一道五六里宽，六百里长，住着十几万户人家的地区。丧心病狂的决策者，竟商定：“可不能叫百姓知道。……被他们知道了，这几十万人守住民埝，那还废的掉吗！”作者接着借翠花的嘴说：这“就是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可怜俺们这小百姓那里知道呢！”由于作者曾做过幕僚，对官场的接触颇多，而且又是光绪二十四、五年黄河大渍决，直隶东南部，山东沿运河西部，淹死人口十六七万的目击者，就使这种叙述，更具艺术感染力。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语言精炼，富于表达能力；对书中人物的心理描写，也有其独到之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这书为“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书个第二回的“明湖居说书”、第十二回的“黄河上打冰”，都写得非常精彩。所以早从二十年代起，就被作为范文，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刘鹗这书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十七岁时开始写作的。这时正当庚子事变后不久，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运动正蓬勃兴起，在这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关键时刻，他的思想感情始终倾向于清王朝，并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行将灭亡的末代王朝联系在一起。在《自叙》中他叹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书中主人公化名老残的用意，正出于此。因此他十分痛恨和恐惧革命，第十一回中对“北拳南革”的斥责，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所以这是一本瑕瑜互见的作品。
《老残游记》最早发表在1903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第九号上，刊至第十四回为止。[2]翌年改在天津《日日新闻》重新刊行，至二十回，刊成单本初集。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神州日报馆印本，民国元年（1912），有商务印书馆本。二十年代亚东国书馆、艺文书局曾分别出过二十回的单行本。《续集》六回，亦发表于《日日新闻》，良友复兴图书印50公司又在二十回本之后将它作为附录，出版二十六回本。此外又有石印本多种。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简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出版了魏绍昌编的《老残游记资料》，该书收有从刘氏的后人厚滋、厚泽所提供的《二编》卷七至卷九以及《外编》卷一（残稿），合计共四卷的新稿。
-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与？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观览《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邪？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耳。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此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风流一事耳，至比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而又过之。尧夫云：“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也，而以一局觑之，至眇小矣！呜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非干戏论。倘尔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呜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见之与！
-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仔字元任，绩溪人。舜陟之子，以荫授迪功郎、两浙转运司办公事，官至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後卜居湖州，自号“苕溪渔隐”。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於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新安文献志》引方回《渔隐丛话》考曰：“元任寓居霅上，谓阮阅《闳休诗总》成於宣和癸卯，遗落元祐诸公。乃增纂集自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数，特出其名。馀入杂纪，以年代为後先。回幼好之，学诗实自此始。元任以闳休分门为未然，有汤岩起者，闳休乡人，著《诗海遗珠》，又以元任为不然。回闻之吾州罗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纪其自作之诗不甚佳耳。其以历代诗人为先後，於诸家诗话有去有取，间断以己意，视皇朝类苑中概而并书者，岂不为优”云云。虽乡曲之言，要亦不失公论也。
此 苕溪渔隐丛话 来源自 钱氏藏书，整理制作：恶人谷珠楼
- 《黄帝四经》是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抄在《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的合称。唐兰先生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它被认为代表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作者老子不仅被公认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被道教尊奉为道祖和天尊。可以说，老子及其《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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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遵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
《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
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
《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
《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尧典》）。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
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
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
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
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
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
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
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摘自道德知音 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熊春锦
- 《唐才子传》是一部唐代诗人专传。
唐五代诗人简要评传汇集。撰者元代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
此书对中﹑晚唐诗人事迹所记尤详﹐也包括部分五代诗人。按诗人登第先後为序。书中保存了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资料﹐对其科举经历的记叙更为详备。传後又有对诗人艺术得失的品评﹐多存唐人旧说﹐其中颇有精辟之见。但所述多有失实﹑谬误之处﹐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兴间气集》为高适所编﹐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等。也有因误解材料而造成错误﹐如刘长卿传﹐记权德舆称刘长卿为“五言长城”﹐而据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实是刘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等。
书成於元大德八年(1304)。原本10卷﹐明初尚存﹐《永乐大典》在“传”字韵内曾录其全书。但此部分《永乐大典》今亦佚。清《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其他各韵中辑出243位诗人的传记﹐附传44人﹐共287人﹐编为8卷。日本《佚存丛书》有10卷本﹐有278位诗人的传记﹐附传 120人。有清陆芝荣等《佚存丛书》校刻本。又有清《指海》本﹐以日本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记。
《唐才子传》被列为国学入门必读书目之中。
后人傅璇琮所编《唐才子傅校笺》以日茂元刊十卷本为底本，校以日藏五山本、正保本、《佚存丛书》本以及《四库全书》本、三间草堂本、《指海》本等海内外世傅版本、校订精审，堪称定本。笺证的重点在探索史料来源、纠正史实错误、补考原书未伯重要 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备的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诗文创作、作品流会心等基本史料来龙去脉、是非真假的逐条考证，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
本书是中国二十多位唐代文史学者多年协作研究的结晶，集中代表了世纪唐代诗人群体研究的最高成就。
- 书为抄本，叶9行，行24字，分为四卷，每卷为一篇小说。卷一《连理枝》、卷二《玉管笔》、卷三《游春梦》、卷四《碧玉箫》。
- 本书为清代乾、嘉年间的文人屠绅（号磊砢山人）所作。它以清代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民）起义为背景、描写了官军与起义军的多次交锋。最后以官军的胜利、义军的失败而告终。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中，作者吸收了神魔小说斗法斗宝的写法，虽文字古奥，却带有神奇的色彩。作者虽极力攻击义军领袖如何荒淫，但在客观上对清代吏制的黑暗腐败亦有所暴露。《蟫史》在小说史上可谓独具一格，所以鲁迅先生说：“惟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 《黄帝阴符经》又称《阴符经》。旧题黄帝撰。学者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有人说是战国时的苏秦，有人说是北魏的寇谦之，也有人说是唐朝的李荃；成书年代也莫衷一是，暂时都无法取得比较统一的意见。
《阴符经》的名称，根据唐朝李荃的理解，“阴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称阴符。”
它和中国古代许多哲学性的著作一样（例如《道德经》、《易经》），各家对经书内容的理解各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兵书；有人认为是道家著作；有人认为是道教炼养之书；有人认为是儒家著作。
- 五代邱光庭撰。光庭，乌程人。官太学博士。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光庭为唐人，《续百川学海》及《汇秘笈》则题曰宋人。考书中世字皆作代，当为唐人。然《罗隐集》有赠光庭诗，则当巳入五代。其为唐讳，犹孟昶石经世民等字犹沿旧制阙笔耳。是书皆考证之文。《宋史。艺文志》作十二卷，《书录解题》作二卷，此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首为诸书二十二条。次为周易五条，尚书四条，毛诗十三条。次为春秋十条，礼记五条，论语十二条，孝经二条，尔雅三条。次为文选二十二条。次为杂说十八条，字书十二条。其字书十二条中，耻字、鳏字、明字、朴字四条有录无书，盖传写脱佚。起字一条，语不相属，详其大义，则以说起字者佚其下段，说朴字者佚其上段，传写误合为一也。其中如诸书门，据《山海经》凤凰之文，管子《韩诗外传》封禅之记，谓作字不始於仓颉，不知百氏杂说，不足为据。春秋门，讥刘知几论春秋诸侯用夏正之非，不知《左传》记晋事，经传皆差两月，有用夏正之明徵。《论语》请车为椁一条，谓毁车为椁、非卖车市椁，不知一车之材，毁之岂能为椁，殊不近事理。杂说门，七夕一条尤杜撰。尚书门，论周康王当名钭。《孝经》门，谓仲尼之尼当作庪，为古夷字。春秋门，谓卫桓公当名儿，更臆断无所依据。然如论《史记》误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尧、舜、禹名，毛苌误以垤为螘冢，孔安国误解菁茅，颜师古误以鸤\鸠为白鷢，孔颖达误以鸱鸮为巧妇，又误以占书为龟策同衅，公羊穀梁误以荆人为贬词，杜预误以文马，为画马赵匡误以诸侯无两观，郭璞误以窃脂为盗肉，应劭误以邱氏为出左邱明，皆引据辨驳，具有条理。所记社稷诸条，多得礼意，驳五臣《文选注》诸条，亦皆精核。谓春秋之例，有褒而书者，有贬而书者，有讥而书者，有非褒非贬非讥国之大事法合书者，尤为卓识。在唐人考证书中，与颜师古匡谬正俗可以齐驱。苏鹗之《演义》、李涪之《刊误》、李匡乂之《资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见闻记》颇杂琐事，又其次矣。
---出《四库总目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