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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古籍

素问

  • 简称《素问》,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素者,本也;问者,皇帝问于岐伯也,岐伯乃上古医学先知,以皇帝与先知们问答形式撰写的综合性医学文献。相传为黄帝创作,实际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原来9卷,古书早已亡佚,后经唐王冰订补,改编为24卷,计81篇,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以人与自然统一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论述摄生、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药物以及养生防病等各方面的关系,集医理、医论、医方于一体,保存了《五色》、《脉变》、《上经》、《下经》、《太始天元册》等20多种古代医籍。

    《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经》同为《黄帝内经》之组成部分,而《黄帝内经》则是现存最早最重要的一部医学著作,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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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素问序:

    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赢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班 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虽复年移代革,而授学犹存,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 七一卷,师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尔。然而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 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微,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假若天机迅发,妙识玄通,成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诂训,未尝有行不由送,出不由户者 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则周有秦公,魏有张公、华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 日新其用,大济蒸人,华叶递荣,声实相副,盖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

    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而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 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 世阀。重“合经”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 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且将升岱岳,非运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时于先生郭子 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末学,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 部,冀乎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宣扬至理而已。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 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 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庶厥昭彰圣旨,敷畅玄言,有如列宿高 悬,奎张不乱,深泉净滢,鳞介咸分,君臣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俾工徒勿误,学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属,千载之后,方知大圣之慈惠无穷。

    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序

    启玄子王冰撰

作者:

春秋公羊传

  • 《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作者:公羊高

于公案

  • 版本:清代小说。一百四十五回。

    作者:不题撰人。

    内容:叙述清官于成龙锄强扶弱的故事。==============================================================================
    评书传统书目。长篇。编创于清末。石玉昆纂弄的《三侠五义》(《包公案》)问世以后,北京一些有编创能力的评书艺人纷起效仿,纂弄新书,《于公案》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据云游客《江湖丛谈》称:《于公案》的编创者是北京前辈评书名家牛瑞泉,由他传给刘竹桥,刘竹桥再传给群福庆,遂在北京说书界流传开来。也有一说,传其首创者为一烟馆中的旗籍烟客,书中老五义中大爷——手使“夺命狼签”的万里烟云车云普即以作者为原型(见于金受申《谈谈评书》,载《立言画刊》二百一十五期)。

    北京评书界擅长说《于公案》的先后有群福庆、张荣玖、廷正川等人。 书叙清康熙朝清官于成龙出京西巡,途中断案破案、除奸拿贼事。于成龙实有其人,见于《清史列传》,与评书中于公事迹不同。最初说此书,在于公出京前还有松棚会和于公私访煤窑两段书,从群福庆迤后说此书者删去前文,而从于公奉命赈济山西、押资出京说起,到石铁驿一段书前,共有十个单段,叙于公在英雄义士东方普、伍公然、计廉、李云等协助下,四处诛杀恶人,所遇盗魁鲜有能脱逃者。书中有一些好人如臧青、侯杰等皆因某种原因落难而死,而有的说书人,如张荣玖讲说此书,为适应听众心理,则不把臧、侯等说死。该书叙至于公入山西后,情节逐渐紧张,间有闲情逸致,如“火中见莲”,引人入胜。后套还有盘蛇三套、冲天会馆、于公回京等回目,鲜见讲说者。光绪年间坊间刻本《于公案》、《于公案奇闻》与评书书道儿大异。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公案》一书已濒临失传,未见完整保存。

作者:不题撰人

东城老父传

  •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昌生七岁,趫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従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従。昌冠周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牴万夫,跳剑寻撞,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舆,夜出便门,马踣道穽,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依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觐,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元和中,颍川陈洪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小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小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佣调缯布,驾轊连軏,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従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小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鄽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小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小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小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作者:陈鸿

杜甫诗全集

  • )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作者:杜甫

素书

  •   本书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将相谋臣取得天下、巩固政权、发展建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主张上,也是针砭封建王朝的统治术、用人术、领兵术、理财术的一部书。

作者:黄石公

曾国藩文集

  •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士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  “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

      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备质证。  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家书》之教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  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裎梗械难芯克坪醵蓟共荒?br》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

      曾国藩研究,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这本《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的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研究,或者将会离我们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分散文、笔记、诗词、联语、书信、日记六类,每类文字又按编年排列。此外,还附录了历来颇多争议的曾氏《冰鉴》和钩玄提要的《处世金针》。这样,读者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读曾文,又可以从编年上知人论世。较之阅读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举重若轻之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选,(纟番)阅之余,极感欣喜,谨缀数语,以应“前言”之属。

作者:曾国藩著 王澧华编

河东记

  • 简介暂缺

作者:薛渔思

禽经

  • 禽经》全文三千余字,是作者在参阅前人有关鸟类著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鸟类知识,包括命名、形态、种类、生活习性、生态等内容。尽管其体例结构简单,内容也稍嫌粗糙,但作为我国早期的鸟类志,仍有其较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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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经》一卷,旧本题师旷撰。晋张华注。汉、隋、唐诸志及宋《崇文总目》皆不著录。其引用自陆佃《埤雅》始,其称师旷亦自佃始。其称张华注则见於左圭《百川学海》所刻。考书中鹧鸪一条,称晋安曰怀南,江右曰逐隐,春秋时安有是地名?其伪不待辨。张华晋人,而注引顾野王《瑞应图》、任昉《述异记》,乃及见梁代之书,则注之伪亦不待辨。然其中又有伪中之伪。考王楙《野客丛书》,载《埤雅》诸书所引,而楙时之本无之者,如鹤以怨望,鸱以贪顾,鸡以睨視,鸭以怒視,雀以猜惧,燕以狂,莺以喜啭,乌以悲啼,鸢以饥鸣,鹤以洁唳,枭以凶叫,鸱以愁啸,鹅飞则蜮沉,鵙鸣则蚓结,鹊俯鸣则阴,仰鸣则晴,陆生之鴸多锐而善啄,水生之鴸多圆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长脚者多立,凡数十条。是楙所见者非北宋之本。又楙书中辨莺迁一条,引《禽经》鶯鳴嘤嘤。辨杜诗白鸥没浩荡一条,引《禽经》凫善没,鸥善浮。辨叶梦得词睡起啼莺语一条,引《禽经》啼莺解语,流莺不解语。今本又无之。马驌《绎史》全录此书,而别取《埤雅》、《尔雅翼》所引今本不载者,附录於末,谓之《古禽经》。今考所载楙已称《禽经》无其文者凡三条,其馀尚有青凤谓之鶡,赤凤谓之鹑,黄凤谓之焉,白凤谓之肃,紫凤谓之鷟,鹤爱阴而恶阳,雁爱阳而恶阴,鹤老则声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尞旅,旋目其名,方目其名,交目其名鳽,鸟之小而鸷者皆曰隼,大而鸷者皆曰鸠,乌鸣哑哑,鸾鸣噰噰,凤鸣喈喈,凰鸣啾啾,雉鸣嘒嘒,鸡鸣咿咿,鸎鸣嘤嘤,鹊鸣唶唶,鸭鸣呷呷,鹄鸣哠哠,鵙鳴嗅嗅,却近翠者能步,却近蒲者能掷,朱鸢不攫肉,朱鹭不吞腥,挚好风,好雨,鷞好霜,鹭好露,陆鸟曰栖,水鸟曰宿,独鸟曰止,众鸟曰集,鹅见异类差翅鸣,鸡见同类拊翼鸣,鵻上无寻,鹨上无常,雉上有丈,鷃上有赤,暮鸠鸣即小雨,朝鸢鸣即大风,鸇鸇之信不如鹰,周周之智不如鸿,淘河在岸则鱼没,沸河在岸则鱼涌,雕以周之,鹫以就之,鹰以膺之,鹘以搰之,隼以尹之,鸿雁爱力,遇风迅举,孔雀爱毛,遇雨高止,雁曰翁,鸡曰鶉,鹑曰鹰,鹰不击伏,鹘不击妊,一鸟曰隹,二鸟曰雔,三鸟曰朋,四鸟曰乘,五鸟曰,六鸟曰鶂,七鸟曰,八鸟曰鸾,九鸟曰鸠,十鸟曰,拙者莫如鸠,巧者莫如鹘,鹊见蛇则噪而贲,孔见蛇则宛而跃,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长,山禽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衡为雀,虚为燕,火为鷮,亢为鹤,鹳生三子一为鹤,鸠生三子一为鹗,鹰好峙,隼好翔,凫好没,鸥好浮,乾车断舌则坐歌,孔雀拍尾则立舞,人胜之也,鸾入夜而歌,凤入朝而舞,天胜之也,霜傅强枝,鸟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鸟以文死者多,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冠鸟性勇,带鸟性仁,缨鸟性乐,鴺鸟不登山,鶮鸟不踏土诸条。其中有两条为楙所摘引,馀亦不云无其文。则今所见者,又非楙所见之本矣。观雕以周之诸语,全类《字说》,疑即传王氏学者所伪作,故陆佃取之。此本为左圭《百川学海》所载,则其伪当在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文士往往引用。姑存备考,固亦无不可也。

作者:师旷

古今刀剑录

  •   《古今刀剑录》一卷,梁陶宏景撰。宏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齐初为奉朝请。永明十年,上表辞禄,止於句曲山。梁大同二年卒。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事迹具《梁书。处士传》。是书所记帝王刀剑,自夏启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诸国刀剑,自刘渊至赫连勃勃,凡十八事。吴将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将刀,锺会以下凡六事。然关、张、诸葛亮、黄忠皆蜀将,不应附入吴将中,疑传写误佚蜀将刀标题三字。又董卓、袁绍不应附魏,亦不应在邓艾、郭淮之间,均为颠舛。至宏景生於宋代、齐高帝作相时已引为诸王侍读,而书中乃称顺帝准为杨玉所弑,不应以身历之事,谬误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剑一条乃预著武帝谥号,并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书已为後人窜乱,非宏尽景本文。然考唐李绰《尚书故实》引《古今刀剑录》云,自古好刀剑多投伊水中,以禳膝人之妖。与此本所记汉章帝铸剑一条虽文字小有同异,而大略相合。则其来已久,不尽出後人赝造。或亦张华《博物志》之流,真伪参半也。

作者:陶宏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