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古籍
- ）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士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 “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
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备质证。 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家书》之教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 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裎梗械难芯克坪醵蓟共荒？br》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
曾国藩研究，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这本《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的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研究，或者将会离我们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分散文、笔记、诗词、联语、书信、日记六类，每类文字又按编年排列。此外，还附录了历来颇多争议的曾氏《冰鉴》和钩玄提要的《处世金针》。这样，读者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读曾文，又可以从编年上知人论世。较之阅读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举重若轻之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选，（纟番）阅之余，极感欣喜，谨缀数语，以应“前言”之属。
-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绔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试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明抄本“我”作“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嘘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寝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使不绝。兼乱丝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胧。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佣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苒苒，旭日渐瞳瞳。乘鹜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译文】
唐贞元年间，有位张生，性格温和而富于感情，风度潇洒，容貌漂亮，意志坚强，脾气孤僻。凡是不合于礼的事情，就别想让他去做。有时跟朋友一起出去游览饮宴，在那杂乱纷扰的地方，别人都吵闹起哄，没完没了，好像都怕表现不出自己，因而个个争先恐后，而张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他从不参与始终保持稳重。虽然已是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与他接近的人便去问他，他表示歉意后说：“登徒子不是好色的人，却留下了不好的品行。我倒是喜欢美丽的女子，却总也没让我碰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凡出众的美女，我未尝不留心，凭这可以知道我不是没有感情的人。”问他的人这才了解张生。过了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蒲州的东面十多里处，有个庙宇名叫普救寺，张生就寄住在里面。当时正好有个崔家寡妇，将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崔家寡妇是郑家的女儿，张生的母亲也姓郑，论起亲戚，算是另一支派的姨母。这一年，浑瑊死在蒲州，有宦官丁文雅，不会带兵，军人趁着办丧事进行骚扰，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很多，又有很多奴仆，旅途暂住此处，不免惊慌害怕，不知依靠谁。在此以前张生跟蒲州将领那些人有交情，就托他们求官吏保护崔家，因此崔家没遭到兵灾。过了十几天，廉使杜确奉皇帝之命来主持军务，向军队下了命令，军队从此才安定下来。郑姨母非常感激张生的恩德，于是大摆酒席款待张生。在堂屋的正中举行宴饮，又对张生说：“我是个寡妇，带着孩子，不幸正赶上军队大乱，实在是无法保住生命，弱小的儿子年幼的女儿，都是亏你给了他们再次生命，怎么可以跟平常的恩德一样看待呢？现在让他们以对待仁兄的礼节拜见你，希望以此报答你的恩情。”便叫她的儿子拜见。儿子叫欢郎，大约十多岁，容貌漂亮。接着叫她女儿拜见：“出来拜见你仁兄，是仁兄救了你。”过了好久未出来，推说有病。郑姨生气地说：“是你张兄保住了你的命，不然的话，你就被抢走，还讲究什么远离避嫌呢？”过了好久她才出来。穿着平常的衣服，面貌丰润，没加新鲜的装饰，环形的发髻下垂到眉旁，两腮飞红，面色艳丽与众不同，光彩焕发，非常动人。张生非常惊讶她的美貌急忙跟她见礼，之后她坐到了郑姨的身旁。因为是郑姨强迫她出见的，因而眼光斜着注视别处，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身体好像支持不住似的。张生问她年龄，郑姨说：“现在的皇上甲子那年的七月生，到贞元庚辰年，今年十七岁了。”张生慢慢地用话开导引逗，但郑的女儿根本不回答。宴会结束了只好作罢。张生从此念念不忘，心情再也不能平静，想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却没有机会。崔氏女的丫环叫红娘，张生私下里多次向她叩头作揖，趁机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丫环果然吓坏了，很害羞地跑了，张生很后悔。第二天，丫环又来了，张生羞愧地道歉，不再说相求的事。丫环于是对张生说：“你的话，我不敢转达，也不敢泄露，然而崔家的内外亲戚你是了解的，为什么不凭着你对她家的恩情向他们求婚呢？”张生说：“我从孩童时候起，性情就不随便附合。有时和妇女们在一起，也不曾看过谁。当年不肯做的事，如今到底还是在习惯上做不来。昨天在宴会上，我几乎不控制自己。这几天来，走路忘了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也感觉不出饱还是没饱。恐怕过不了早晚，我就会因相思而死了。如果通过媒人去娶亲，又要‘纳采’，又要‘问名’，手续多得很，少说也得三四个月，那时恐我也就不会在人世了。你说我该咋办呢？”丫环说：“崔小姐正派谨慎很注意保护自己，即使所尊敬的人也不能用不正经的话去触犯她。奴才的主意，就更难使她接受。然而她很会写文章，常常思考推敲文章写法，怨恨“思的情形常持续很久。您可以试探地做些情诗来打动她，否则，是没有别的门路了。”张生非常高兴，马上做了两首诗交给了红娘。当天晚上，红娘又来了，拿着彩信纸交给张生说：“这是崔小姐让我交给你的。”看那篇诗的题目是《明月三五夜》，那诗写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也微微地明白了诗的含义，当天晚上，是二月十四日。崔莺莺住房的东面有一棵杏花树，攀上它可以越过墙。阴历十五的晚上，张生于是把那棵树当作梯子爬过墙去。到了西厢房，一看，门果然半开着，红娘躺在床上，张生很吃惊。红娘十分害怕，说：“你怎么来了？”张生对她说：“崔小姐的信中召我来的，你替我通报一下。”不一会儿，红娘又来了，连声说：“来了！来了！”张生又高兴又害怕，以为一定会成功。等到崔小姐到了，就看她穿戴整齐，表情严肃，大声数落张生说：“哥哥恩德，救了我们全家，这是够大的恩了，因此我的母亲把幼弱的子女托付给你，为什么叫不懂事的丫环，送来了淫乱放荡词？开始是保护别人免受兵乱，这是义，最终乘危要挟来索取，这是以乱换乱，二者相差无几。假如不说破，就是保护别人的欺骗虚伪行为，是不义；向母亲说明这件事呢，就辜负了人家的恩惠，不吉祥；想让婢女转告又怕不能表达我的真实的心意。因此借用短小的诗章，愿意自己说明，又怕哥哥有顾虑，所以使用了旁敲侧击的语言，以便使你一定来到。如果不合乎礼的举动，能不心里有愧吗？只希望用礼约束自己，不要陷入淫乱的泥潭。”说完，马上就走了。张生愣了老半天，不知道怎样才好，只好又翻过墙回去了，于是彻底绝望。一连几个晚上，张生都靠近窗户睡觉，忽然有人叫醒了他。张生惊恐地坐了起来，原来是红娘抱着被子带着枕头来了，安慰张生说：“来了！来了！还睡觉干什么？”把枕头并排起来，把被子搭在一起，然后就走了。张生擦了擦眼睛，端正地坐着等了半天，疑心是在做梦，但是还是打扮得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不长时间红娘就扶着崔莺莺来了。来了后崔莺莺显得妖美羞涩，和顺美丽，力气好像支持不了肢体，跟从前的端庄完全不一样。那晚上是十八日，斜挂在天上的月亮非常皎洁，静静的月光照亮了半床。张生不禁飘飘然，简直疑心是神仙下凡，不认为是从人间来的。过了一段时间，寺里的钟响了，天要亮了。红娘催促快走，崔小姐娇滴滴地哭泣，声音委婉。红娘又扶着走了。整个晚上莺莺没说一句话。张生在天蒙蒙亮时就起床了，自己怀疑地说：“难道这是做梦吗？”等到天亮了，看到化妆品的痕迹还留在臂上，香气还留在衣服上，在床褥上的泪痕还微微发亮、晶莹。这以后十几天，关于莺莺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张生就作《会真诗》三十韵，还没作完，红娘来了，于是交给了她，让送给崔莺莺。从此莺莺又允许了，早上偷偷地出去，晚上偷偷地进来，一块儿安寝在以前所说的“西厢”那地方，几乎一个月。张生常问郑姨的态度，莺莺就说：“我没有办法告诉她。”张生便想去跟她当面谈谈，促成这件事。不久，张生将去长安，先把情况告诉崔莺莺。崔莺莺仿佛没有为难的话，然而忧愁埋怨的表情令人动心。将要走的第二天晚上，莺莺没有来。张生于是向西走了。过了几个月，张生又来到蒲州，跟崔莺莺又聚会了几个月。崔莺莺字写得很好，还善于写文章，张生再三向她索要，但始终没见到她的字和文章。张生常常自己用文章挑逗，崔莺莺也不大看。大体上讲崔莺莺超过众人，技艺达到极高的程度，而表面上好像不懂；言谈敏捷雄辩，却很少应酬；对张生情意深厚，然而却未用话表达出来；经常忧愁羡慕隐微深邃，却常像无知无识的样子；喜怒的表情，很少显现于外表。有一天夜晚。独自弹琴，心情忧愁，弹奏的曲子很伤感。张生偷偷地听到了，请求她再弹奏一次，却始终没弹奏，因此张生更猜不透她的心事。不久张生考试的日子到了，又该到西边去。临走的晚上，张生不再诉说自己的心情，而在崔莺莺面前忧愁叹息。崔莺莺已暗暗知道将要分别了，因而态度恭敬，声音柔和，慢慢地对张生说：“你起先是玩弄，最后是丢弃，你当然是妥当的，我不敢怨恨。一定要你玩弄了我，又由你最终娶我，那是你的恩惠。就连山盟海誓，也有到头的时候，你又何必对这次的离去有这么多感触呢？然而你既然不高兴，我也没有什么安慰你的。你常说我擅长弹琴，我从前害羞，办不到。现在你将早走了，让我弹琴，就满足您的意愿。”于是她开始弹琴，弹的是《霓裳羽衣曲》序，还没弹几声，发出的悲哀的声音又怨又乱，不再知道弹的是什么曲子，身边的人听了哭了起来，崔莺莺也突然停止了演奏，扔下了琴，泪流满面；急步回到了母亲处，再没有来。第二天早上张生出发了。第二年，张生没有考中，便留在长安，于是写给崔莺莺一封信，要她把事情看开些。崔莺莺的回信，粗略地记载于此，信中说：“捧读来信，知道你对我感情很深厚。男女之情的流露，使我悲喜交集。又送我一盒花胜，五寸口脂。你送我这些是想使头发增彩，使嘴唇润泽，虽然承受特殊的恩惠，但打扮了又给谁看呢？看到这些东西更增加了想念，这些东西更使悲伤叹息越来越多罢了。你既接受了到京城参加考试的任务，而进身的途径，就应该在长安安下心来。只遗憾怪僻浅陋的我，因为路远而被丢弃在这里。是我的命该如此，还能说什么呢？从去年秋天以来，常常精神恍惚，像失掉了什么。在喧闹的场合，有时勉强说笑，而在清闲的夜晚自己独处时，怎能不偷偷流泪。甚至在睡梦当中，也常感叹呜咽。想到离别忧愁又缠绵，真觉得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虽然很短可又很不平常。秘密相会没有结束，好梦突然中断了。虽然被子的一半还使人感到温暖，但想念你更多更远。好象昨天才分别，可是转眼就过去一年了。长安是个行乐的地方，不知是什么牵动了你的思绪，还想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我却想念你没有边没有沿，只是我低下卑微的头，无法向你答谢什么。至于我们的山盟海誓，我从来没有改变。我从前跟你以表亲关系相接触，有时一同宴饮相处。是婢女引诱我，于是就在私下与你诚心。青春男女的心不能自我控制，你有时借听琴来挑逗我，我没有象投梭那样的拒绝。等到与你同居，情义很浓，感情很深，我愚蠢浅薄的心，认为终身有了依靠。哪里想到见了您以后，却不能成婚！以致给我造成了的羞耻，不再有光明正大的做妻子的机会。这是死后也会遗憾的事情，我只能心中叹息，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仁义的人肯尽心尽力，体贴我的苦衷，因而委屈地成全婚事，那么即使我死去了，也会像活着的时候那样高兴。或许是通达的人，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随便，忽略小的方面，而只看大的方面，把婚前结合看作丑行，把胁迫订的盟约看作可要挟的条件，那么我形体虽然消失，但诚心也不会泯灭。凭着风借着露，我的灵魂还会跟在你的身边。我生死的诚心，全表达在这信上面了。面对信纸我泣不成声，感情也觉得抒发不出来。只是希望你千万爱惜自己，千万爱惜自己。玉环一枚是我婴儿时带过的，寄去权充您佩带的东西。‘玉’取它的坚固润泽不改变。‘环’取它的始终不断；加上头发一缕，文竹茶碾子一枚。这几种东西并不值得被看重，我的意思不过是想让您如玉般真诚，也表示我的志向如环那样不能解开。泪痕落到了竹子上，愁闷的情绪像缠绕的丝。借物表达情意，永远成为相好。心近身远，相会没有机会了。内心的忧郁也许会与你千里相会合。请你千万爱惜保护自己。不要把我老放在心上。”张生把她的信给好朋友看了，由此当时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事。张生的好友杨巨源好写诗填词，他就把这事作了一首《崔娘》绝句诗：“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的元稹亦接着张生的会真诗又作才三十韵。诗写道：微微的月光透过窗棂与帘子照入室内，天空也被月色映得有些明亮。在月光之下遥远的天空显得模糊，低处的树木也略露出青翠的颜色。风吹拂着院中的竹子，声如龙吟，鸾鸟的歌声穿过了井旁的桐树。罗绡飘曳像薄雾，身上佩带的玉饰在轻风中发出响声。仪仗随着‘西王母’，云中托着‘玉童’。夜晚人静无声，早晨相会时却下着僇僇细雨。绣鞋上嵌着珠玉一类的饰物，光闪闪的，并绣有不明显的龙形花纹。行走时头上的凤形首饰颤动着，罗做的披肩胜过红色的虹霓。从‘瑶华浦’去到‘碧玉宫’。因到洛城北面游览，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宋玉的东邻女’。调戏时，开头还微微拒绝，实际上心中已默许。低头时像蝉翼似的发髻微微颤动，回来的时候，脚上落了一层灰尘。转过脸来如花之美，如雪之白，上床抱着丝绸被子。像鸳鸯那样脖子相贴舞动，又像翡翠鸟那样聚在一起欢乐。眉上的黛色因羞涩而聚向一边，嘴唇上的红色因温暖已融化。呼出的气像兰花的蕊那样香，皮肤滋润，美好的肌肉很丰满。没有力气懒得移动手腕，呈现多种娇态，喜欢缩着身子。流出的汗聚成了一串串汗珠，头发散乱，呈现闪闪绿色。正为千载难逢的相会高兴，却突然听见已到五更。恋恋不舍时产生遗憾，情意缠绵难以结束。懒洋洋的脸色露出忧愁的神态，用美丽的语言发誓，说出了肺腑之言。赠送玉环表明命运永远相合。留下同心结象征两心相同。夜晚照镜梳妆，眼泪把脸上的粉都冲掉了，昏暗的灯火下，听得到远处虫子鸣叫的声音。化妆后依然光彩很鲜明，而早晨的太阳也渐渐出来了。乘着野鸭回归洛水，吹箫的人也登上了嵩山。衣服上像沾上了麝香，枕头上滑腻腻还留有红色。密密的塘边上的草，轻轻飘飞就像沙洲的蓬草。弹奏素琴像鹤，仰望天上盼鸿雁归来。大海宽阔难以飞渡，天高，也难飞。像朝为行云的巫山神女一样没有固定处所。只有萧史一个人留在楼中（弄玉已经不知何住）”张生的朋友听到这事的，没有不感到惊异的，然而张生的念头断了。元稹与张生特别有交情，便问他关于这事的想法。张生说：“大凡上天差遣的特出的东西，不祸害他自己，一定祸害别人。假使崔莺莺遇到富贵的人，凭借宠爱，能不做风流韵事，成为潜于深渊的蛟龙，，我就不能预测她会变成什么。以前殷朝的纣王，周代的周幽王，拥有百万户口的国家，那势力是很强大的。然而一个女子就使它垮台了，军队崩溃，自身被杀，至今被天下耻笑。我的德行难以胜过怪异不祥的东西，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跟她断绝关系。”当时在座的人都为此深深感叹。以后一年多，崔莺莺嫁给了别人，张生也娶了亲。一次张生恰好经过崔莺莺住的地方，就通过崔的丈夫转告崔莺莺，要求以表兄的身份相见。丈夫告诉了崔莺莺。可是崔莺莺始终也没出来。张生怨恨思念的诚意，在脸色上表现得很明显。崔莺莺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最后也未见张生。后来又过了几天，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篇断绝关系的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彻底断绝了音信。当时的人大多赞许张生是善于弥补过失的人。我常在朋友聚会时，谈到这个意思，是为了让那些明智的人不作这样的事；做这样事的人不被迷惑。贞元年九月，朋友李公佐，留宿在我们靖安里住宅里，我谈起了这件事。李公佐觉得这件事非常出奇，连连称道。于是我便作了《莺莺歌》来传播这件事。崔氏小名叫莺莺，公佐就以此为篇名。
- 《南村辍耕录》所记多是历史琐闻笔记，以元代为主，宋代为次，少数上溯。有的是陶宗仪所见所闻，摘抄前人史料，作考证辨伪，所以《辍耕录》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有元朝典制、史事杂录、文化科技、民俗掌故等等。
- 版本：民初石印本。三十三回 。作者：不题撰人。
内容：《三春梦》记叙康熙十三（１６７４）甲寅年四月至康熙十六（１６７４）丁巳年六月止，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起兵抗清及失败的过程。三年过后，一切依旧，故名《三春梦》。==============================================================================
《三春梦》内容简介此书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描叙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事！清朝初年，神州陆沉，山河腥膻，华夏血殷天地悲愤，清军横行，肆意屠戮汉族同胞，百姓泣血呼天，同心抱痛，刘进忠乘势起兵，反清复明，以一隅之地聚集英雄豪杰，戈挥落日，诛奸侫，报血仇，浴血抗清三军，终因寡不敌众，引颈就义，刘进忠失败了，但他的壮举可同日月争辉，可与天地共存！此书情节动人，语言清新流畅，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值得一读.
- 一、内容
《新序》是刘向（公元前79-前8）收集或编写的一部著名的道德说教性的轶事和历史传说的汇编。通行本共有166个条目，分为10卷。人们还从其他资料中收集到59个条目的佚文。该书的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这些著作主要是《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其中刘向对《谷梁传》很有偏见）、《庄子》、《荀子》。
书中大多数历史故事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卷10）完全是汉代的故事。书中前5卷冠以“杂事”之名。广常人世（参见下文“九”，第17-19页）认为虽然这些卷的标题中有“杂”字，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范例藉以说明一个好的政府的基本因素。其他各卷中，有的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卷六），有的赞扬大臣的全节和忠诚（卷七），有的赞扬义勇之士（卷八），有的讲述大臣的善谋（卷九和卷十）。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尤其强调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和有德之士——这些贤能之士不应动摇自己告诫和谴责残暴或愚蠢的国君的职责——的建议。
二、成书年代和真伪
虽然早期的资料认为刘向是《新序》的作者，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该书的编者，因为书中材料的主体都来自于其他典籍，刘向本人并没有创作任何部分内容。把刘向视为作者而非编者起源于对《七略》中《新序》著录的错误解释，《七略》把此书和其他三种著述一同著录在刘向所“编排的”（即“序”）的67篇之中（见《汉书
-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昌生七岁，趫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従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従。昌冠周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牴万夫，跳剑寻撞，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舆，夜出便门，马踣道穽，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依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觐，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元和中，颍川陈洪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小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小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佣调缯布，驾轊连軏，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従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小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鄽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小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小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小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 作者：（宋）罗大经撰
罗大经《鹤林玉露》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诗“兴”进行了阐说：一,提出“兴”重“观物”,且要做到“静观”与“活观”的统一;二,强调“兴”意乃“赋”、“比”之归宗,去“兴”则“赋”、“比”无所归依.上述两方面,为古典诗“兴”理论的完善作出了贡献.
- 版本：清代小说。一百四十五回。
作者：不题撰人。
内容：叙述清官于成龙锄强扶弱的故事。==============================================================================
评书传统书目。长篇。编创于清末。石玉昆纂弄的《三侠五义》(《包公案》)问世以后，北京一些有编创能力的评书艺人纷起效仿，纂弄新书，《于公案》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据云游客《江湖丛谈》称：《于公案》的编创者是北京前辈评书名家牛瑞泉，由他传给刘竹桥，刘竹桥再传给群福庆，遂在北京说书界流传开来。也有一说，传其首创者为一烟馆中的旗籍烟客，书中老五义中大爷——手使“夺命狼签”的万里烟云车云普即以作者为原型(见于金受申《谈谈评书》，载《立言画刊》二百一十五期)。
北京评书界擅长说《于公案》的先后有群福庆、张荣玖、廷正川等人。 书叙清康熙朝清官于成龙出京西巡，途中断案破案、除奸拿贼事。于成龙实有其人，见于《清史列传》，与评书中于公事迹不同。最初说此书，在于公出京前还有松棚会和于公私访煤窑两段书，从群福庆迤后说此书者删去前文，而从于公奉命赈济山西、押资出京说起，到石铁驿一段书前，共有十个单段，叙于公在英雄义士东方普、伍公然、计廉、李云等协助下，四处诛杀恶人，所遇盗魁鲜有能脱逃者。书中有一些好人如臧青、侯杰等皆因某种原因落难而死，而有的说书人，如张荣玖讲说此书，为适应听众心理，则不把臧、侯等说死。该书叙至于公入山西后，情节逐渐紧张，间有闲情逸致，如“火中见莲”，引人入胜。后套还有盘蛇三套、冲天会馆、于公回京等回目，鲜见讲说者。光绪年间坊间刻本《于公案》、《于公案奇闻》与评书书道儿大异。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公案》一书已濒临失传，未见完整保存。
-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3卷，作者及成书年代皆不祥，传说为战国时秦越人（扁鹊）所作。本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尤其对脉学有祥悉而精当的论述。诊法以“独取寸口”为主，对经络学说和脏腑中命门、三焦的论述，则在《内径》的基础上，有所阐扬和发展，此书在中医理论和诊断学上颇有贡献。
